中国近代“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①迫使国人“开眼见世界”。绅商们提出“决胜于商战”的口号，指出“握四民之纲者，商也”，②应“以商立国”。③1902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建立，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形成的标志。④1904年元月，商部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劝办商会。同年，上海总商会建立。商会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商人以激奋昂扬之势担当起历史赋予的新使命。 同乡会的建立与商会同步。1902年，盛宣怀创建常州旅沪同乡会。这说明以业缘为主的商会与以地缘为主的同乡会从一开始就互补。商人以行业不同，除隶属各商业公会外，又以乡贯的不同而隶属于各同乡会。商人在客地与桑梓之地的具体利益诉求非商会所能顾及，这是20世纪上半叶同乡会蓬勃兴起的缘由。 在社会矛盾更复杂、冲突更剧烈的新时代，同乡会是在新式与旧式商人、士绅与新知识阶层、男性与女性、资方与劳工等更广泛的参与上建立起来的地缘性自治组织。研究徽州旅沪同乡会延续与断裂的过程，为解读这个时代的变迁提供了一个特有视角。 一、延续：徽州旅沪同乡会的建立及时代特征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数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国资本主义唯一较自由发展的时期，号称商人的“黄金时代”。1922年6月，资产阶级以上海总商会为核心，组成近似政权机构的“民治委员会”，“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担当国事的勇气”。⑤这是商人在“黄金时代”最辉煌的一页。商人自治组织在这一时期进一步发展、完善。徽州各邑旅沪同乡会正是在这一时期相继建立的。同乡会的现代功能为传统会馆⑥所不能比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继承与发展、并存而互补。1923年徽宁旅沪同乡会针对曹锟贿选，“提出由各省区组织民团商团实行自卫案”。⑦1926年全皖公会在一份决议中声称，要“参加市民自治运动，拥护市民公会及一切表同情之自治团体。发表刊物，灌输本省文化，谋改造社会步骤”。⑧ 据郭绪印的统计，在上海特别市政府社会局登记的119所同乡会中，成立于清季的有5所，成立于抗战前的有21所，其余都为抗战后所建。而徽州共有4所，建立于抗战前1所。⑨据笔者考查可以补充的是，整个徽州在上海的同乡会多达7所，均成立于抗战前，分别是歙县旅沪同乡会、⑩徽宁旅沪同乡会、(11)祁门旅沪同乡会、(12)婺源旅沪同乡会、(13)绩溪旅沪同乡会、(14)休宁旅沪同乡会、(15)黟县旅沪同乡会。(16) 徽州同乡会建立时受到旅沪同乡的热烈欢迎。徽宁会建立时，《申报》有不少报道，反映了当时欢庆的场面：“徽宁旅沪同乡会，定于今日(八日)下午一时，假座西藏路宁波同乡会，举行成立大会。并附有各种游艺，前昨两日已分发入场券，并柬邀各界来宾观礼，预料今日到会者必多，兹将今日游艺项目中最有精彩者，分录如下：叠罗汉(救国十人团)、滑稽影戏(明星影片公司)、武术(启贤女子部)、拳术(汪禹丞君及其高足)、跳舞(勤业女师)、新剧(卖友求荣)(少年演讲团)、双簧(承天学生会)、丝竹(少年宣讲团)等，尚有其它游艺，不复备录。又该会筹备员事务已告终了，特于昨日(七日)下午假座聚乐园，举行聚餐会，并合摄一影，以留纪念云。”(17)次日，《申报》又报道称徽宁旅沪同乡会“到者甚众”。主席徐季龙在报告中指出：“徽宁两属旅沪人士极众，向有徽宁会馆之设立，现在另行组织同乡会，亦因社会潮流趋势使然。”(18) 徽州同乡会数量之多、成立之早，与徽商在上海势力之强盛相应。“沪地为通商要区，安徽人士……无虑十余万人，若无同乡会组织，实不足以联络感情，合群互助。爰集乡人，公同发起安徽旅沪同乡会。”(19)安徽在上海的移民人数位居全国第四位，(20)其中大多为徽州商人。徽商在上海的茶、木材、棉布、典当、笔墨、漆等行业都居于领先地位。徽商在上海无论定居与否，宗族观念与乡土观念仍十分强烈。即使从事新式商业或制造业的徽州商人，也带有浓浓的宗族观念。(21)因此，徽州人对比会馆功能更强大的同乡会十分支持。 同乡会与旧式会馆都是以地缘为纽带的群体组织，但同乡会现代色彩更浓，功能更强。以歙县旅沪同乡会为例，该会是1922年由旅沪歙商为家乡赈灾而设立的临时机构扩充而成，(22)次年通过章程，宣告正式成立。较之以往的旧式会馆，歙县等徽州同乡会体现出如下新的时代特征。 (一)人数众多，成员成分更多元 歙县会的会员1945年有784人，(23)到1950年达1300多人，(24)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同乡自治团体。参加的除商人外，还有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新乡绅。以该会1948年10月3日第二届理监事名单(按，系抗战后的第二届)可看出其领导层的成分(表1)：
从表1可知，理监事中商人是主体，其中包括工厂业主、商业经理。此外，尚有政界的头面人物，如国大代表、上海地方法庭庭长、大学校长、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书记官等。这些新乡绅的加盟，增强了同乡会在上海的影响力。从理监事的学历来看，新式教育与旧式教育基本各占其半，反映了同乡会人员构成多样化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