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636(2011)01-0073-09 随着抗战的胜利已成定局，蒋介石、李宗仁开始了对战后全局的角逐。汉中行营到北平行营的设置与演变，深刻反映了这一角逐。汉中行营设置于1945年2月①，撤销于抗战胜利之后。北平行营设置于1945年9月，1946年9月1日改称北平行辕②，撤销于1948年5月20日李宗仁就任副总统之后。由于学术界尚未探讨，下面就来探讨。 一、汉中行营的设置：蒋介石、李宗仁对战后全局角逐的开始 在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始终问鼎国民党政府中央大权的只有桂系。该系虽然多次为蒋介石所败，但终未瓦解，李宗仁、白崇禧到1936年6月还与广东的陈济棠一起发动了倒蒋的“六一事变”。随着抗战全面爆发，“以前内战中的重要领袖们，现在多少都有‘先困难而后私雠’的概念，认为内战实在不应再继续了”[1](p.460)，因此蒋李公开对抗随之结束，但相互间的权力角逐并未消失。抗日战争进入1945年后，日本的战败只是时间问题，蒋介石、李宗仁对战后全局的角逐作了思考，这里所说的汉中行营，其设置就是两人较量的结果。 这个问题还需从安徽问题及第五战区的地位谈起。抗战全面爆发后，桂系编成3个集团军40个团投入战场，这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兵力，蒋介石不能不有所表示。他除了任命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外，还把安徽地盘给桂系，这是因为：湖南与广西毗连，湖北据长江上中游，与广西距离也不远。如果把两湖之一送给桂系，则桂系地盘连接起来，将成尾大不掉之势。只有安徽邻接南京，易于控制，而且自从国民政府建立以来安徽早已成为应酬各派军阀的礼物，送给桂系再也合适不过。这样，安徽为桂系所控制。第五战区所辖战略地域，在抗战初期为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的安徽、江苏，相持阶段到来后为皖西、鄂北和豫南。它“在当时辖地最广”，不仅大别山区仍归李宗仁直接指挥，“即鲁南、苏北名义上亦属五战区战斗序列之内。”在兵力上，前期所辖兵力为35个师，后期为36个师又81个游击纵(支)队，李宗仁“前后直接指挥过的部队不下百余万人”[1](p.546,559)。因此，第五战区成为西南大后方的东部屏障。 李宗仁在第五战区的几年，实际上“在费尽心机地同蒋介石各演各的戏”，暗中较量，以“保住五战区的地位为首要任务”[2](p.59)，其企图显然是在战后以此为基础与蒋介石角逐全局。为此，他采取两项主要的措施：其一，同第五战区杂牌部队“泪眼对泪眼，休戚与共”[3](p.114)，竭力把他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一方面增强自己的实力，一方面树立自己不仅是桂系军队而且是杂牌军队的领袖的形象。其二，利用第五战区战略地域的演变，竭力扩大桂系地盘。李宗仁以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兼任安徽省主席之初，虽然战场指挥很忙，但是也亲自到六安就职安排一切，固定这块地盘。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到襄樊后，他将省主席一职先后以桂系大将廖磊、李品仙等担任。按照司令长官得兼任辖区省政府主席以利军政配合的规定，其意显然是想兼湖北省主席。 针对李宗仁的企图，蒋介石相应地采取了系列措施：其一，竭力缩小第五战区的战略地域。他“将宜昌以下的江防，由五战区划出”[1](p.546)归入陈诚的第六战区，同时以湖南为中心成立第九战区。这样不但分割了第五战区，而且将第五战区、安徽和广西横刀切断，李宗仁不得不将第五战区重心从襄樊移至西北面的老河口。其二，在人事上，拒绝李宗仁兼任湖北省主席，而让陈诚兼任，并以薛岳兼任湖南省主席。这样，三个战区司令长官中只有李不能兼省职，更使他气愤的是，汤恩伯在指挥系统上属于第五战区，蒋介石却让他兼任河南省主席。如此，鄂西、鄂南、豫南分别在蒋介石的亲信控制下，李宗仁被架空，只有对皖西的李品仙能指挥如意。程思远指出：“蒋介石不愿广西军人的势力过于庞大，以免一九二七年八月迫蒋下野的故事重演。”[4](p.3) 中共在努力全力抗日、积极渗入敌后以后，建立了一系列抗日根据地，分布在华北和长江南北，这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带来了更大的担心。他认为：“如果黄河以北的八路军和大江南北的新四军深入中原，就有中共南北武装力量连成一片的可能，如果进入作为江河之间脊梁地带的大别山区，则江淮河汉均在俯瞰之下。”[5](p.1114)蒋介石长子蒋经国视1944年“为抗日战争最险恶的一年”[6](p.44)，且不论他如何作此论断，但是随着该年过去，蒋介石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根本消灭中共。针对中共所提联合政府的主张，他在1945年1月24日的日记中写到：“对此破坏我国家法规与革命制度者，决不能再有迁就也。”[7](p.713)在这背景下，第五战区及其所属大别山区的反共地位上升，他打算夺回安徽，牢固控制大别山。他提出设立第十战区于大别山，以亲信刘峙出任司令长官兼安徽省主席，宣称刘峙“在进剿大别山红军时期，战功卓著，地形熟悉，指挥这一地区的军事非常合适”[5](p.1114)。 李宗仁“一向把安徽视为禁脔，不许他人染指”。他强调：李品仙“在安徽，历有年所，人地相宜”，如果要把大别山划为新战区，最好由他担任司令长官并兼省主席，“军政统一，便于指挥。”[8](pp.186-187)他还强调：“在目前情况下，如果中途更换指挥官，只会予以敌人可乘之机。如果委员长为了安置刘经扶(刘峙字)，那么就把我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让给他。”[5](p.1115) 蒋介石认为，如果强行夺去安徽，不利于反共；如果让步同意桂系人物出任第十战区司令长官，不但可以团结桂系共同反共，还可乘机撤去李宗仁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这一重要职务，因为尽管蒋介石竭力掣肘第五战区，但是其地位仍很重要；特别是李宗仁对杂牌部队的拉拢，使蒋介石如坐针毡，他发出了李“居然能指挥杂牌部队”[1](p.518)的感叹！再说，“如果以第五战区的豫、鄂边区为轴，以刘峙为中心来进行防共反共的措施，同样可以达到他的战略目的”。因此他将计就计，1945年2月10日下令“特派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汉中行营主任”[9]；接着下令刘峙、李品仙分别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第十战区司令长官。同年12月刘峙指挥第五战区兵力将八路军李先念及王震部由鄂北压迫到鄂豫皖边一带时，蒋之侍从秘书曹圣芬得意地说：“委员长当时的眼光看得非常远大，那时候他就开始布置战后‘接收’的准备工作。李德公调汉中是为使他负几个战区党、政、军的全面责任。刘经扶(即刘峙)对付共产党很有经验。”[8](p.1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