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基督教自唐朝景教来华、元朝天主教东传、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再度而至，直至近代天主教、新教和东正教的大规模传入，数起数落。如果说，在基督教大规模传入中国的历史上，前三次是通过和平方式进行的话，那么，第四次则伴随着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基督教势力在中国迅速发展并在20世纪初逐步渗透到中国教育界，力图通过独立的教会教育体系来影响中国青年，这是近代民族意识进一步觉醒的中国人所不能容忍的；从思想上看，在近代民族意识的支配下，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逐渐形成向基督教发出挑战的思潮，知识界开始了对以基督教为主的西方宗教的深刻剖析和批判。1922年迅速爆发并蔓延至全国的非基督教运动就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国内宗教批判思想的必然结果。众多名人、团体纷纷投入运动之中。从表面上看，积极从事反对基督教斗争的是各地非基督教同盟，但实际上，在它们背后还有政党的关注和指导。非基督教运动(第二三阶段)正逢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大多对运动持积极态度，许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中国共产党与非基督教运动 1.对基督教进行尖锐的批判 1922年2月7日，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上海青年学生率先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并于3月9日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抗议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中国召开第十一次大会，声讨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罪行，非基督教运动由此爆发。运动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加入了反对基督教的行列。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发表《非宗教宣言》，以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武器，对宗教的本质进行剖析，抨击宗教违背科学、阻碍进化，指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的工具，其罪恶之处莫过于毒害青年、笼络青年。5月10日，非宗教大同盟通过同盟章程，李大钊、邓中夏等三十多人被推举为干事。6月18日，非宗教大同盟第一次干事会决定召集全国各非宗教团体总同盟大会，筹备创办刊物，开展定期演讲，并出版了《非宗教论》一书，其中收入李大钊、陈独秀、罗章龙等人的文章及演说词共31篇。 随着形势的发展，共产党人对宗教的批判逐渐从对宗教本质的剖析和批判发展为对民族主义的宣传。恽代英说：“我们恨见外国的兵舰在内河游弋！我们恨见外国的陆战队在上海、汉口上岸！我们恨见那些怪模怪样的天主堂、福音堂、青年会、教会学堂，散在中国各处！”[1]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更是把反对宗教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指出他们“压迫远东弱小民族，教会不但不帮助弱小民族来抗议，而且作政府殖民政策底导引。”[2] 1922年3月31日，北京大学周作人、钱玄同、沈谦士、沈士远和马裕藻五位教授联名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指责非宗教同盟对基督教的态度是非理性的。对此，共产党人做了针锋相对的回应。陈独秀指出，他们打着信教自由的旗帜而对反对宗教者的自由不加考虑，一些地区非基督教同盟的活动被禁止，说明基督教自有强有力的后盾，用不着他人去为之要求自由。5月初，陈独秀又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促使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支持非基督教运动的决议。鉴于青年学生在运动中存在的幼稚行为，5月22日，陈独秀发表《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告诫学生在反对宗教时，对宗教与非宗教要具体分析、不要简单化。 在非基督教运动中，共产党人在对基督教进行抨击的同时，将其与民族主义、科学和理性等理念结合起来，使运动具有更加鲜明的文化色彩和反帝性质，使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进入了理性批判的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基督教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成果。 2.对非基督教运动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指导 虽然非基督教运动并非由中国共产党发起，但是，运动初始，中国共产党便积极关注运动的发展并逐步引导运动走向和指导运动的发展。1922年3月9日，党的青年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以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名义发表宣言，明确表示：为拥护人们幸福而反对“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形成《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各团体的关系之议决案》，明确团组织领导非基督教运动的方针：“基督教因其为现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最有势力的工具，所以是我们所必然要反对的。非基督教团体所做的事正是我们所欲做的。非宗教的团体反对一切宗教，因为宗教是桎梏思想，并且在历史上看来是常与旧势力结合的东西。反对宗教，使青年思想自由而趋于革命的路途。因此对于此种非基督教、非宗教团体应尽力帮助进行。并宜在此种团体内组织青年团同志的小团体；此种小团体应尽量活动以达到指导的地位。”[3]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全国各地开展的非基督教运动专门通过《青年运动决议案》，对如何指导运动的问题做了具体指示，要求团组织“从普通的文化宣传推进为主义的宣传，引导学生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9月27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举行第十五次会议，派恽代英等人专门负责学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