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1)01—0120—13 一 前言 蒋中正成长在一个中国传统家庭中，母亲王太夫人长年礼佛，他曾自述幼年时随母亲赴寺庙之情形。然而蒋氏于1930年10月23日受基督教洗礼，成为正式的基督徒后，基督信仰即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近年来，由于蒋氏《事略稿本》及《日记》等相关资料陆续开放，引起研究者对其私领域活动的高度兴趣，其中印象最为深刻者，为蒋氏生活之规律与对基督教信仰之虔诚。蒋氏每日晨起后，必做朝课，包括读经、唱诗、静坐、祷告；晚餐后，必做晚课，包括读经、反省、祷告等；每周日至教堂礼拜；并曾于1948年7月将扩建完成之南京小红山行邸捐献为基督教堂，名为“凯歌堂”；来台后亦于士林官邸旁建一教堂，仍名“凯歌堂”，作为与夫人礼拜之场所。其实早在《事略稿本》及《日记》之前，已经有若干蒋氏与基督教的相关文献公开，如中正纪念堂曾经展出蒋氏阅读并手批的《新旧约全书》，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以下简称“党史会”)亦影印出版《蒋中正先生手改圣经圣詠译稿》、《蒋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译稿》等，另有相关人士如亲友或侍从人员的回忆或口述历史，只是没有引起研究者太多的注意。①其中党史会影印出版两稿，尤为重要，《蒋中正先生手改圣经圣詠译稿》包含蒋氏校改、吴经熊译《圣经·新约全书》，以及《旧约·圣詠集》两部分手稿，吴氏于1979年送该会典藏；《蒋中正先生手改荒漠甘泉译稿》则为蒋氏以坊间流传美国高曼夫人(Mrs.Charles E.Cowman)编《荒漠甘泉》(Streams in the Desert)之中译本，译文多有删节，乃委请王家棫重译，并亲自校读译稿，王氏于1979年将蒋氏校订之译稿及修订稿送该会典藏。②1986年为蒋中正百年诞辰，党史会主任委员秦孝仪以两稿为理解蒋氏基督教信仰之重要资料，指示影印出版，赠送图书馆及各基督教会作为纪念。是时笔者任职该会，承秦氏之命负责两稿影印工作，整编之余，深刻感受蒋氏基督信仰之虔诚，以及对译文之慎重。嗣后因编辑《先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参阅蒋氏日记，发现其决大事辄求助于信仰，日记中提到上帝、天父之次数频繁，复感觉蒋氏实已将其基督信仰内化为处理军政事务之辅助力量，而有进一步探讨之动机。 关于蒋中正与基督教的中文研究十分有限，笔者曾查阅林美玫著《祷恩述源——台湾学者基督宗教研究专书论文引得(1950-2005)》及金以枫编《1949年以来基督宗教研究索引》两本基督宗教研究论文引得，③台湾及大陆关于基督宗教研究中，仅得张庆军、孟国祥合撰《蒋介石与基督教》一篇。④2008年11月，韩国新罗大学教授裴京汉于“民国人物与民国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发表《蒋介石与基督教——日记里的宗教生活》；201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晓阳于《民国档案》发表《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与圣经翻译》，为关于蒋氏与基督教研究的最新研究成果。⑤本文就目前所能掌握资料，从蒋氏关于基督教的公开言论、蒋氏在日记中所显现的基督信仰以及蒋氏对《圣经》的研读三方面进行讨论，藉以理解蒋中正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相关举措。 二 关于基督教的言论 1937年3月26日，蒋中正在南京对基督教美以美会东亚联合议会特别大会发表名为《耶稣受难予余之教训》的书面致词，以西安事变事实为例，说明基督信仰对其身处危难时的影响。美以美会与蒋氏所属监理会，均属于基督教韦斯利宗，3月26日适为耶稣受难节，因此该文亦为蒋氏于受难节之证道词。⑥ 该文首段开宗明义的揭示宗教信仰对于人之重要性，曰：“人生不能无宗教之信仰。革命者对于其革命主义亦不能无宗教式之信仰心，否则无论大小事业，皆无所成就。”继以自身于西安事变期间之感受为例，说明基督信仰对其影响，谓：“余信仰耶稣，将近十年，读经修道，靡日或间。客冬西安变乱，事起仓卒，孑然一身，被困于叛部者二周，尝向监视者索读圣经，益觉亲切有味；而救主耶稣博爱精神之伟大，更使我提高精神，以与恶势力相搏击，卒能克服仇魔，伸张正气。”⑦并引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临死前所说的七句话，即“十架七言”中第一句话：“为仇杀者祈求上帝曰：‘天父乎！彼辈所为，彼辈不知也；乞赦之。’”⑧说明其对西安事变善后处理态度，及对耶稣博爱精神之体悟。 蒋氏谓西安事变“被劫持后，有以条件相要挟者，有以甘言相诱惑者，有以武器相恫吓者，有以交与‘人民阵线’公断相威胁者，险象环生，不可言喻”，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想到耶稣在旷野受恶魔试探四十日，以及在客西马尼园(Gethsemane)进行最后的祷告与法庭上受审之凌辱，⑨“故余更能提高正气，以与叛部作激烈之抗争，且尝准备以十字架被难之精神，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作最后之牺牲，以求无负生平之所期，到此自觉神明泰然，引为欣慰。”而事变平息后，对善后处理之态度，则将遵照耶稣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训诫，予以自新的机会，谓：“事变既平，叛首自知为鲁莽灭裂，贻祸国家之举动，深为惶恐。然余遵主耶稣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训诫，应予以自新之机。”⑩最后则称：“综耶稣一生，无日不在蒙难期间，其坚苦卓绝博爱慈祥之精神，澈始澈终，未尝稍懈，而余所得之教训，要亦以此为最大。”“故益觉从事革命者，所恃唯信仰之人格，处艰危之际，决不肯苟全性命，以亏损人格者，信仰之所致也。质言之，吾人之生命可以牺牲，而国家之法律纲纪不能迁就；身体可以受束缚，而精神绝不能受束缚者。亦信仰中之自信心所致也。” 次日，各报刊登该文，蒋氏于日记中记道：“各报发表余对耶稣受难节论文，深信对于青年思想与民族复兴及建国之影响必大也。”(11)在此之前，蒋氏作为一个基督徒，在公开言论中几乎没有谈到过他的宗教信仰，(12)该文应该是他第一次对民众作的公开说明，而以西安事变为例，诚如研究者所称：“在西安事变过程中，蒋介石把自己所处的境遇和命运托给了上帝去主宰，并通过上帝保护的经验，对耶稣基督明确产生了信仰。”(13)1938年4月16日，耶稣复活节前一日，蒋氏应中华基督徒全国联合会之邀，向全国基督徒发表广播演讲。他延续前一年讲题《耶稣受难予余之教训》作进一步的证道，以《为什么要信仰耶稣》为题，阐述前一年演讲首段所言“人生不能无宗教之信仰”的意义，强调“耶稣的精神是积极的，是牺牲的，是圣洁的，是真实的，是和平的，是向前的，是奋发的。”(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