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87(2011)01-0095-11 民国以来，远处西北的新疆与中央关系逐渐疏远。在盛世才统治时期，新疆与苏联的关系异常密切。依靠苏联的支持，新疆当局与中央政府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新疆地区实际上已经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其号令无法进入新疆。抗战后期，新苏关系发生突然变化，盛世才的异动为国民政府提供了机会。国民政府因势利导，积极应对，终使新疆回到中央的管治之下。 一、暂忍待变与扶盛方针的确定 在盛世才的统治下，中国在新疆的主权岌岌可危。盛世才本人秘密成为联共(布)党员，甚至曾向苏联提出新疆加入苏联的主张。苏联领导人与盛世才直接书信往来，苏联官员访问新疆直至双方签订贸易协定等均不通知中国外交部。苏联实际控制着新疆的若干重要企业，并在与新疆的贸易中占据垄断地位。此外，苏军还在哈密驻扎了一个配备有坦克等重型武器的加强团——红八团，扼守着中原西去迪化的通道。 国民政府对于新疆的这一游离状态非常担心。1941年12月上旬，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考察河西走廊，深切体会到新疆对西北国防的重要性。他对中央政令不及新疆的状况颇有感触和警醒，感叹道：“人常云，不到西北，不知中国之大；可再加一句，不到西北，亦不知中国之危”。”[1]117 对于新疆的这一局面及新苏之间的特殊关系，蒋介石也是早有体会，但又觉无可奈何，只得暂时忍耐。在蒋介石的眼中，新疆已与沦陷于日本的东北相提并论，“新疆已成为东北，当忍之。”[2]03-20对于新疆的辽阔和富饶，尚未涉足于那片土地的蒋介石在日记中流露出了一种心驰神往的思念：“每闻友人为余述新疆天时地势与物产之丰富优容，辄为之神往心驰，梦深系之。……新疆之于我中华民族存亡，实无异于我东北四省，而其资源之丰富与国防之重要，则尤过之而无不及也。能不令人梦魂萦怀乎？”[3]09 在1941年的蒋介石日记中，时常可见其对新疆问题进行研究的记载，当不下十余次。蒋介石明白，在目前情势下，以重庆政府之实力，难以用强力解决新疆问题，惟有当新苏之间出现矛盾时，才有因势利导加以解决的希望。蒋介石对盛世才寄予着某种期望，“新疆情势与方针之研究，必待奸匪对盛阴谋暴露，盛乃彻底觉悟内向时，方易收复。”[4]11-0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英美苏成为共同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国民政府意识到对日作战的大局已定，在考虑收复东北、台湾等被日本占领地区的同时，也开始考虑恢复对已在相当程度上失控的主要受盟国影响的边疆地区的控制。战争爆发后不久，在考虑与英苏等国订立同盟条约时，蒋介石曾开出如下条件：“甲、对英要求其承认西藏九龙为中国领土之一部；乙、对俄要求其外蒙、新疆为中国领土之一部，……”[2]12-20蒋介石所设想的这一同盟条约最后虽未订立，但它反映了蒋期望利用这次世界大战解决新疆等问题的构想。这一点，蒋曾明确写道“对新疆与西藏问题，应乘世界战争期间解决为便。”[2]12-29在1942年1月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列入了研讨“新疆西藏收复之计划”的工作。1月底时，蒋在日记中写道：“对新疆与西藏统一之方略已定”，同时表示实施方略尚需等待机会[3]。 蒋介石对新疆问题极为看重，认为新疆问题事关国家主权安危的诸多方面，“西北之后患与西北之国防当为战后第一要务，此题不能解决以前，则一切皆难生效也。”[3]03-281942年3月，蒋介石密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以其特使的身份访问迪化，与盛世才进行秘密会谈。 尽管盛世才与苏联之间的关系看起来非常密切，但其实并非亲密无间，双方的矛盾实际上是被双方的彼此需求掩盖着。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在西线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作战，一时无力东顾，盛苏之间的矛盾便显现出来。盛世才开始考虑调整新疆与苏联的关系，重建新疆与中央的关系。1941年12月，新任中国驻苏使馆武官郭德全赴苏途中经过新疆，盛世才予以热情款待，谈话中反复表示他个人对蒋介石的尊敬之情。郭德全抵苏后，即向蒋介石报告了这一动向，他认为盛世才正在重新考虑其地位，有可能准备改善他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盛苏矛盾公开爆发的起点，是盛世才四弟盛世骐的被杀。盛世骐曾被盛世才送往苏联陆军大学学习军事，1941年回新后，被盛世才委以重任，担任新组建的机械化旅旅长。然而，盛世才很快发现其弟比较亲苏，常常与自己意见相左。生性多疑的盛世才认为这是苏联所布之局，意在以其弟取他而代之。1942年3月19日，盛世骐被杀①。盛世才便以其弟遭人谋杀为借口，掀起逮捕浪潮。经过酷刑，审出了一个准备在4月12日发动暴动的“阴谋组织”，而这阴谋组织的主犯便是苏联驻迪化总领事巴库林、新疆督办公署苏联军事总顾问拉托夫、八路军驻新疆代表徐杰(陈潭秋)、新疆民政厅长周彬(毛泽民)以及一批地方行政首长。盛世骐案中，盛世才逮捕了300多名涉嫌的苏联人员和中国共产党在新人员。 重庆方面注意到了新疆突然发生的这一变化。据时任经济部部长的翁文灏记载，他在4月15日面见蒋介石，商讨西北各事时，蒋介石便表示要“联盛世才”[4]。5月17日，蒋介石与刚从新疆回来的新疆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张元夫讨论新疆局势，了解了苏联在新疆的强势存在及盛世才与斯大林的交往情况。蒋看到了盛世才发动大逮捕的背后的动机，感到“盛对俄甚危惧”。蒋决定利用这一机会把盛世才拉过来。蒋介石密切注意盛世才的动向，研究其心理，琢磨如何运用策略，其日记中常有“研究盛世才之心理与动向”、“盛思想与心理之转变已可概见，当不难导入正轨”之语。蒋努力思考“对盛世才之运用，如何使之彻底觉悟”[3]05-13，15-14。 重庆政府并积极进行应变入新的各种准备。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往新疆的通道。为了控制这一通道，国民政府采纳了吴忠信提出的在青海设立柴达木屯垦区的设想，将驻于河西地区的马步青调任柴达木屯垦督办。利用马家诸雄之间的矛盾，重庆政府成功地实现了这一计划。1942年5月，马步青的骑5军开始撤离河西，开赴青海。此举为中央军进入河西，从而打通西进的道路准备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