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序论 2008年夏天，北京举办了奥运会，华丽的奥运开幕式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他们由此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印象呢？在耳边不时会听到“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声音的现实中，这一问题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可是，不幸的是在奥运会进行过程中，韩国和中国之间出现了中国人的“嫌韩情绪”和韩国人的“反中感情”相互刺激的现象。中国政府和舆论主导力量都为缓和这种状况做出了很多努力，相信形势不会进一步恶化下去。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今天韩中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已经达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程度，为什么还会发生这样的矛盾呢？如果说这一问题是临时现象，短期的对症疗法是否充分？如果说这一问题有着更为深远的文化、历史根源，那么是否需要中长期的对策呢？ 面对这一问题，我们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中国和韩国在历史上是怎样相互认识的。笔者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曾经从对外国的认识本来就是“已知的”和“欲知的”相互浸透的“便利的误解”这一立场出发，对韩国和中国相互模式化认识的变化轨迹进行过分析。①可是，虽说是便利的误解，认识对方的某种模式一旦形成，就会作为集体记忆流传下来（即使发生变型），在特殊的情况下还会对大众的情绪发生巨大的影响力。因此，韩国人和中国人的相互认识也是在现实因素和历史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产生的，这样看也许更符合事实。这里正好为历史学批判性地介入现实问题提供了余地，历史学的责任也正在于此。 从这种问题意识出发，笔者在本文中试图说明韩国是如何研究和认识20世纪的中国的。不过笔者之前已经向日本读者发表过类似的论文②，因此本文将把焦点集中在从那之后韩国学术界的最新动向上。另外，本文并拟将中国现代史③研究的轨迹上溯到殖民地时代，除了注意到大学制度的内部，还将关注大学制度之外知识的生产和流通，并分析两者的相互作用。④ 通过这种研究，希望以韩国的观点所尝试的各种知性探求，能有助于我们探索理解20世纪中国的新的可能性。 二、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变迁史 殖民地时期的两大流派 朝鲜王朝学人们的中国研究即汉学，是在教养的层次上探究作为文明标准的“中华世界”，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然而，随着朝鲜后期实学的兴起，对普遍文明世界的批判意识逐渐增强，同时也开始重新审视朝鲜在普遍世界中的位置。朝鲜的“小中华”意识就表现了这一变化的端倪。 可是，“小中华”意识在甲午战争以后，随着文明观的大转换，又经历了剧烈的变化，其中一个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文字生活的转换。曾经作为中华世界通用文字的汉字这时被称为“汉文”，而韩文的地位则相应地上升，被称为国文，朝鲜开始使用两种文字并用的国汉文体。⑤与此同时，汉学和儒教经典被视为古老的传统，新的中国研究之门随之开启。 在脱离了汉学之后，给中国研究带来巨大变化的是日本殖民地时代近代教育制度的引入。近代的学问，尤其是历史学的发展轨迹与国民国家的诞生相一致，随着韩国自主的近代化努力遭受失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朝鲜的中国学也就难以沿着自己的方向作为一种制度确立下来，相反地日本帝国的学术制度通过京城帝国大学（以下简称“京城帝大”）移植过来，建立了分科学问制度。因此，中国研究也被分散到历史学、文学、哲学等分科学问之中，只能以中国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讲座的形态进行研究和教育。⑥本文所关注的中国史被编入由三分科（专业）所构成的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即“东洋史”内。所以，中国研究的基本框架是在殖民地学术制度下确立的。 京城帝大的建校目标在于探明被规范于日本及中国文化关系下的朝鲜之“东洋性”。同样研究朝鲜，但重点并不在于其作为民族单位的价值，而是立足于“东洋”这一新价值，重新加以解释。换言之，充分实现朝鲜的“内地化=帝国化”理念，就是京城帝大存在的理由。本文主题所涉及的中国史的性质，从京城帝大史学科的组成即可略见一斑。京城帝大史学科由国史学、朝鲜史学、东洋史学三个专业构成。虽然在形式上采取了与日本内地大学史学科相似的三分科体制，但是朝鲜史取代了西洋史成为一个独立的分科。这种分科体制不仅导致世界史视野的缺乏，也瓦解了中华帝国的历史，中国史不仅被编入“东洋史学”的学问范畴，还被分解为“支那史”和“满鲜史”，这样的分科也体现了京城帝大史学科要将日本殖民主义所造成的东亚国家间的位阶秩序体现到历史学范畴的企图。以讲座制运作的东洋史相关主要讲座不仅包含了历史，也涉及外交、伦理学、美术、文学等多个领域，试图藉此重新建构“东洋”。京城帝大的东洋史研究，正如1931年为因应日本大陆侵略的需要而创立的满蒙文化研究会（1938年以后改称大陆文化研究会）的研究成果所体现的，其基本特征就是用日本帝国史的视角来进行研究。 然而，京城帝大的东洋史学不仅在日本帝国主义时代（以下简称“日帝时代”），甚至在解放后（1945年以后）也对韩国人的中国史研究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对此，可以通过它对专攻东洋史的朝鲜学生乃至毕业生们的影响来加以说明。 1929年培养出了第一批朝鲜毕业生，他们自以为是通过“国语”（即日本语）掌握了科学的严密性的专家，具有很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其创办的学术杂志《新兴》创刊号（1929年7月号）的“编辑后记”中，他们批判以前的学问“缺乏明确的理论及科学的根据”，充分表现了他们的这种自豪心理。然而他们身为京城帝大学位制度的受惠者，依赖于“作为制度的学问”的权威，因此并未能脱离“帝国”意识形态再生产的窠臼，并且硬要强调自己的研究与以往朝鲜人的研究之间的差别性，从而呈现出一定程度的闭锁性。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朝鲜时代的知识分子钻研中国古典所累积下来的学问传统，本来对于东洋史专攻者来说是“中国研究的原体验”，但是在新的学制之下，这种土著学问只能沦为无用之物。相反地，他们彷徨于作为“国家学”的“国史学”（即日本史）和潜在的“国史学”（即朝鲜史）的想象之间⑦，将东洋史视为国史的外延或对外关系史来把握，同时认为东洋史研究就是对过去的（非现在进行式的）历史进行实证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