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引 汪精卫是民国政治史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人物。在他六十余年的生涯中，集中了“无政府党人”和“国民政府主席”、“民族主义者”和“汉奸”、“革命志士”和“反革命”等多种相互对立的政治身份和立场。① 清朝末年，汪以暗杀摄政王一举成名，成为革命“偶像”。民国初年，本享有极高政治声望的他坚持“不做官吏”，辞去一切政务，赴法留学，一时成为淡泊名利的象征。然而1925年孙中山逝世之后，汪却表现出对权力的热烈竞逐。不但在当年6月选举国民政府主席时以全票当选，留下“自己选自己”的笑谈，② 还出人意料地成为国民党“联共”政策的积极奉行者和“左派”的领导人。1940年3月，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汪出任伪行政院长、代国府主席，以“汉奸”的身份终结了政治生涯。遥想早年“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的豪情，可谓“双照楼头老去身，一生分作两回人”。③ 理解汪政治生涯中这些截然相反的身份和立场转变，及其本人在历史中跌宕起伏的命运，是本文的主旨。汪是一个“与时俱变”的政治人物，思想发展和行为变化只有放在具体的时代环境中才能得到解释。而他的政治命运的戏剧性，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民国政治的复杂性和20世纪中国云谲波诡的历史变迁。本文主要依据台湾国民党党史会及台湾大学所藏档案中的汪精卫手稿、函电及诗词、文集、回忆录等，对汪从晚清革命志士到民初退出政坛，再到1920年代中期重返政坛并积极谋求权力，以致最终走上汉奸之路期间的情感体验、内心挣扎及与时势变迁的互动，重新进行一番考察，力图揭示其“多变”与“矛盾”行为中“一贯”的性格。通过理解这一典型政治人物的情感、性格、心理、行为动机与结果之间的差距，及其在历史的波澜中被选择、被塑造、被抛弃的经历，同时可以透视中国现代史上独特的政治样态与精神风貌。 二、暗杀手段与烈士精神 汪精卫早年享有盛誉，很大程度上得自于1910年三四月间在北京什刹海对摄政王载沣的暗杀行动。这一计划虽没有成功，但这种自杀式的暗杀行为本身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却足以令人壮怀激烈，感慕而兴起。当时蔡元培在致吴稚晖的信中就有“精卫君至可敬爱”之语。④ 随后，汪在狱中写下洋洋洒洒痛斥清廷的千字“供词”，并留下十余首感怀杂诗。以“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为代表的作品，饱含充沛的生命热情，使汪成为辛亥时代首屈一指的革命“偶像”。后来以刺杀广东将军孚琦而闻名的温生才，在行动前留给南洋友人的绝笔信中，就以汪为榜样，表达希望能步其后尘的心愿。⑤ 当汪在狱中得知温生才遇难后，写下“长记越台春欲暮，女墙红遍木棉花”的诗句，以示感怀。⑥ 木棉花又叫英雄树。汪以木棉花隐喻革命者，传达出革命党人血染天涯的悲壮豪情。 汪试图诉诸“暗杀”来改变局势的信念并非偶然，而是与他对无政府主义的接受和理解有关。美国学者德里克曾说：“1902—1907年间，被无政府主义所吸引的中国年轻的激进派，是通过虚无党的政治实践，即通过个人的政治行动、特别是暗杀……来认识无政府主义的。”⑦ 汪也不例外。他说：“铭自二十岁以来，所知者排满洲排专制而已，后乃渐闻无政府社会主义……数年以来，对此主义心加热矣。”⑧ 他也认为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行动“自然以暗杀为第一义”。汪出狱之后曾策动过彭家珍暗杀良弼。1913年宋教仁被暗杀，汪调和南北呼吁袁世凯辞职未果，终于明白“书生之不如奸雄”，后悔当初没有暗杀袁世凯。⑨ 汪精卫如此钟情于暗杀，流露出性格中的某些特征和心灵深处的某种“情结”。美国学者王克文认为，汪的性格中深藏着一种“烈士情结”，总希望能得到一次为国捐躯的机会。⑩ 叶嘉莹在分析汪的诗词之后认为，他的生命中贯穿着一种“精卫情结”，这种情结催迫他，执著地要牺牲自己去完成一个什么东西，不顾一切地要追求一个不可能的事。(11) 为什么壮烈的牺牲对汪具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汪曾在《论革命之道德》一文中说：革命党人的将来只有二途，或为薪，或为釜。薪投于火中，顷刻化为灰烬，是为革命之“烈德”；釜于烈火中受尽煎熬，是为革命之“恒德”。薪和釜的用途虽然不同，为了天下苍生之饱食的目标却是一样的。(12) 那一年汪28岁，对流血牺牲之“烈德”有着热切的期待，梦想着自己的生命能够像薪一样，“炬火熊熊，顷刻而尽”。(13) 这种期待，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于个体生命存亡的某种美学想象。那是一种在体悟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之后，渴望年轻的生命能如流星般划亮夜空燃烧自己，能如樱花般在最璀璨的年华随风飘落的美学想象。它不求成功，不求回报，只求完成一种生命的“姿态”。“姿态”的背后，有着对人生至深的苦闷。 汪精卫在狱中所作的《述怀》诗开篇即问道：“形骸有死生，性情有哀乐。此生何所为，此情何所托”，(14) 表达了他对有限人生的孤独感和脆弱感的体验。汪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大家庭中，在兄妹十人中排行第十，因此幼年可以依依膝下，为父母所宠爱。然而他在13岁和14岁的两年中，分别遭受丧母与丧父之痛。自此寄居兄嫂门下，过着清贫的生活。这在少年敏感的心灵中，深埋下孤苦和死亡的阴影，而时时感到一种忧患相逼的心情。在此后的岁月中，他不停地追忆清明秋日的早晨，中庭怒放的芙蓉花下，慈母督导劝学的场景。(15) 子欲养而亲不待，这成为汪情感中永远的缺憾。1904年，新式教育提供的公派留学机会，让20岁的汪远赴东洋，受到民族、民权与民生思想的启蒙，并在革命党与立宪党人的论战中施展才华，看到自己的能力和影响力，年轻的内心踌躇满志。可以想象，投身革命事业，怀揣救世理想，将自身的痛苦与民族兴衰、民生疾苦联系在一起，会给一个孤独而向往生命之荣耀的心灵带来怎样的充实感和成就感。然而，革命路程漫长艰难而繁巨，不能一蹴而就，革命事业本身也并不总是激情而光明的。汪以“恒德”和“烈德”来比喻革命者的两种不同人格，并称自己“平生慕慷慨，养气殊未学。哀乐过剧烈，精气潜摧剥。”这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汪的性情和他对于壮烈死亡的追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