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6月1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具呈南京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吁请中央领导全国实行抗日。6月4日，两广军事领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通电响应，并请国民党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改颁军号”，准其“北上抗日”。此后三个多月中，西南与中央间函电交驰，几至兵戎相见，史称两广六一事变。 目前学界关于两广六一事变的研究，历史过程的叙述大同小异，结论却大相径庭。大陆学界认为两广事变之所以和平解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和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呼声的结果；① 此外，地方实力派的牵制与中共的震慑均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而桂系自身的优越条件是最终导致和平解决的关键。② 大陆学者对于两广事变和平解决之关键决策者——蒋介石的作用鲜有提及。③ 与大陆学界明显“抑蒋”之倾向相比，台湾学界则有“捧蒋”之嫌疑，认为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民国以政治手段和平解决内战另一次成功的事例。强大的中央宽大对待势孤力薄的长期敌人，其和解目标自然是保全国力共同对外，粤军的反正，李、白的尽释前嫌，奠定了中央与两广互信合作的基础”。④ 两岸学界对两广六一事变之研究，之所以会出现历史过程叙述趋同，而历史认知却歧异的现象，一方面是受特定时期意识形态的影响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资料的限制。目前学界“还原”事变过程所依据的原始资料，主要为当时双方公开发表的电文、报刊之相关报道及当事人事后之回忆。作为一场带有军事政变性质的政治纷争，当事人之间相互攻讦的电文与公开之报道，均避重就轻，虚虚实实，真假难辨，很难反映事件的实际进程与双方的真实意图。而当事人的事后回忆，则因时代久远，难免记忆有误，加之受回忆时具体时空的限制，会有意遮蔽或夸大若干史实，不可尽信。 本文将通过排比《蒋介石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等资料，重建蒋介石处置两广六一事变的历史经纬，借以验证当事人回忆之真伪，补证甚或修正学界已有研究之缺失与错漏；并力图在史实重建的基础上，透视蒋之解决两广事变的机心与谋略，分析其利弊得失，以期增进对蒋的决策心理与政治行为特征之了解。 一、静观其变 1935年底，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迫于“团结”的需要，蒋介石不惜“降尊就屈”，推举胡汉民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而以余自兼两副主席，以为本党复合之张本”。⑤ 蒋对“党权”妥协退让的同时，牢牢掌控政权与军权，毫不假借，自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与行政院长。无怪乎时人评论蒋之“团结政策”称：“胡、汪虽居高位而无实权，实际之责任则集政党军之责任于蒋先生一人之身矣。”⑥ 蒋介石虽然通过“党权”的让步，促成与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派形式上之“复合”。但“团结”的表象背后，暗潮涌动，西南与中央之关系依然陷入僵局。⑦ 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后，蒋以政学系替代汪精卫之政府改组，令西南对蒋之所谓“精诚团结”深表失望，谓：“正面独裁以政学系为骨干，党国危殆，可知我人应请胡公返国，暗中集合全党，为救党救国准备，不出数月，事必可成。”⑧ 对于行政院长一职，胡汉民本来属意由蒋、胡二人均可接受的王宠惠出任。⑨ 胡本来便因汤山之被囚，对蒋成见极深，复因蒋之换汤不换药的政府改组，更加怀疑其合作诚意。 胡汉民于1936年1月19日归抵香港后，没有按原定计划赴京，而是转赴广州。一面继续等待蒋之进一步表示合作诚意，“待南京政府彻底改造后再行入京”；⑩ 同时，更以民众导师与抗日领袖的超然姿态，高调批评和监督政府。(11) 对于胡之不来京，蒋早有心理准备。2月1日，蒋便在日记中写道：“胡不来京，对内对外皆得贯彻主张乎？”半月后，蒋得知胡公开诋毁中央政治，宣明暂不入京后，在日记中写道：“人以为忧，我无所谓，或以为慰乎？” 此时，蒋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认为“两广未统一，何以对外？”若不统制两广，“终久必为后患”。但面对日军侵逼绥蒙、共产党军队入晋等更为急迫的形势，蒋因应两广之方针为“以静制动，不可先发制人”，但“如何策动应注意”。蒋之策动方法注重金钱收买，认为：“对内既不能用武力贯彻主张，即应用政治以求得统一，军阀政客所贪者为钱，彼既有所贪求，则事无难矣。”除消极的金钱策动外，蒋还思索通过经济与建设的积极方法，待水到渠成时，顺势实现真正之统一。2月23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统一长江与开通粤汉铁路为建国基础之中心，其他则暂置为第二步工作也”，“巩固长江以奠立经济建设之基本，乃为粤汉通车以前之政策，如欲兼顾，则利害参半也”。(12) 粤汉铁路为贯通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北起武昌，南达广州，全长1094公里，定于5月中旬先行全线分路通车。粤汉路的通车，将打破横亘在西南与中央间的天然屏障，“汉粤之遥，隔宿可达”，其军事与战略意义不言而喻。(13) 考虑到此，蒋乐观认定：“胡如入京，则两广当不再用武力为主，一俟匪区肃清，与粤汉通车，则统一成矣。”(14) 1935年6月，胡汉民因不满于陈济棠的处处掣肘，落寞出走。半年后，陈济棠的态度前后判若两人，为将胡汉民这块政治招牌继续留在两广，不仅派代表远赴新加坡迎候，且数载未离省城的他，居然躬自赴港迎候。(15) 时论对此评论道：“胡汉民自去年六月九日离港出国，甫逾半年，昨复回抵香港。关于昨日欢迎之盛，较之去年出国时光景，真有寒燠易时之感。政界变化之大，令人兴叹。”(16) 但胡汉民抵粤，并宣明暂不入京后，其在西南地位又重蹈覆辙，依然有名无实。(17) 李宗仁驻粤代表张任民观察道：“此间自胡先生回后时局仍沉闷，胡暂不他往。伯南（陈济棠）态度如常，照此情势，无非拖延。”(18) 西南内部地方实力派与元老派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西南元老之一的邹鲁入京参加五全大会后，因倾向与中央合作，返粤后即为粤中人物诋毁其“为中央所软化，遇事掣肘，乃不得安于其位”。(19) 3月初，陈济棠借口中山大学学生爱国运动为“共匪”利用，武力接收了中大附中，撤换邹鲁，自兼校长，并将该校改名为“广东省立模范中学”。(20) 3月底，胡汉民、邹鲁图谋打倒陈济棠，派代表入京试探蒋之态度。与此同时，陈济棠也派其胞兄陈维周入京，与蒋交涉。事后，蒋揣摩粤陈之用意，“其欲在中央未邀胡入京以前驱胡，使中央亦不要胡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