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南北问题”

      现代中国知识界“问题”云集。“南北问题”即其一。桑兵曾指出：“无论言中学还是西学，这时北方为新而较空，南方则旧而较实。”① 1922年8月，学界红人胡适在品鉴史坛现状时说：“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② 确实，终民国之世，南方主要的人文巨擘，如柳诒徵、欧阳竟无（宁）、钱基博、吕思勉（沪）、刘永济（汉）、岑仲勉（穗）等，多为旧派人物，弱于西学；而北方人文界国手陈垣、胡适、陈寅恪等多为清一色洋派人物。胡适此说实属不虚。但本文不准备就南北学风多所讨论，仅拟从“权势网络”角度略做蠡测。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20世纪后半叶相比，20世纪前半叶中国知识界的最大特色是：各类人物生命力极其健旺，知识界相当强势③；而大学则居其核心位置，整个知识界都是依此中心建构起来的④。其典型表现为：绝大多数知识精英都曾在大学求学或任教；多数著名作家艺术家，本身就是大学教师，不少文艺类刊物之基地就在大学，“文学（文艺）在大学之内”；因此，大学对舆论界有相当大的导向性和感召力；文教、外交等领域的文官，几乎都出身于大学教授；便是在国家决策过程中，学院派人物也颇有分量。总之，民国之大学，是绝大部分文化人和精神产品的母体，是知识精英的首席堡垒。故一时一地大学的数量、质量和能量，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斯时斯地知识界的层次、结构、水准和活力。因此，大学的知识生态和脉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浓缩其知识生态的本相。

      一、“五四”落潮与北大嬗变

      1910年代的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此地拥有数量最多的高校、报刊和机构，尤其是在留洋学人和人文名手方面，北京据有半壁江山。

      统观191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具特殊地位者无疑首推北大。它不仅是全国最高学府，且一度兼为全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1917年上任的校长蔡元培，广聘新旧各派名流；创办文、理、法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1919年北大废门改系；1921年改组开办研究所国学门；北大还先后邀请众国际名流到校讲学。

      北大设有相对完备的系科，凝聚了一大批留洋归国生；兼之据有《新青年》等舆论重地，在知识界确乎“振臂一呼，拥者云集”。此时，北方虽已有山西大学、北洋大学和北京高师等校，南方亦有南高师、圣约翰等，但无一具有全国性影响。因此，此时的北大是国内唯一的综合性国立名校，亦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人文重镇，是中国知识界之核心。其时知识界最主要的名流，几乎都在北京尤其是北大，包括旧派的“桐城派”和新派的留洋生“新青年”群体。谓之“学在北大”绝不为过。

      然而，在五四运动落潮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北大却沦入了极其尴尬之境⑤。1923年后，蔡元培逐步淡出北大，于此前后，大批新派力量作别北大。大致如表一。

      

      其名教授之流失（或亡故），至足惊人。任何人都不难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此时，北大地位大不如初。始终在风口浪尖上跳荡驱驰的北大，学术原创工作的支绌、单薄日渐显露。甚至两年期间全校才出了五期月刊、五种著作、一种译著⑥。1922年校庆时，全校上下痛做检讨，教务长胡适直言：“纵观今天展览的‘出版品’，我们不能不挥一把愧汗，这几百种出版品中，有多少部分可以算是学术上的贡献？近人说，‘但开风气不为师’（龚定庵语），此话可为个人说，而不可为一个国立的大学说。然而我们北大这几年的成绩只当得这七个字：开风气则有余，创造学术则不足。”⑦ 李大钊痛感于此，亦说：“我们自问值得作一个大学第二十五年纪念的学术上的贡献实在太贫乏了。”遂高呼：“只有学术上的发展值得作大学的纪念。只有学术上的建树值得‘北京大学万万岁’的欢呼。”⑧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此后几年仍无改观，甚至曾出现全校一年无一专著的惨状（胡、李等人自己也不例外）。

      当然，作为老牌名校，北大的辐射力仍是不可估量的。在众校后起时的北大都发挥了支援功能，1920年后几乎所有南北院校的发展，均在不同程度上得益于此，如中法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安徽大学、浙江大学、中央研究院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北大人物。武汉大学则更甚。1928年，武大创校，师资极度匮乏，时任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从北大调集了数十位中青年学者往赴支援，内有法律系教授皮宗石、政治系主任周鲠生、化学系教授石瑛、理科学长兼化学系教授王星拱等，后亦有朱家骅、陈源、郁达夫等。而校长王世杰本人，亦曾是北大教授。

      二、师资流动与大学群起

      然而，恰在北大逐步低迷之际，南方却气象一新。其中执牛耳的是南高师—东南大学。

      1921年国内仅有四所国立大学，其中南方仅有东南大学。东大之崛起，首应归功于郭秉文高瞻远瞩的办学方略。郭氏毕业于“世界新教育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他深谙办学之道首在广延名师，对于有才之人，都千方百计“拉”来。东大进展神速，名手云集。此外学校还常邀请名人访问、讲学。如此一来，东大迅即跃为蜚声国际的学府，师资和设备一时无两，学风亦极活跃。1923年，时任东大教授的茅以升无任感慨：“东大寓文理、农、工、商、教育于一体，此种组合为国内所仅见，意义深远。”⑨ 同年秋，清华学子梁实秋等来东大游览，对学长吴宓极为倾服，“连听宓课三日”，回京后，“即在清华周刊中著论，述东南大学学风之美，师饱学而尽职，生好读而勤业，清华今正缺乏良好教授”，“吴先生亦是清华毕业游美学生，而母校未能罗致其来此，宁非憾事哉！”⑩ 梁对东大的学风极为感慨，连写了不少关于东大的文字。一时间，“孔雀东南飞”，学人皆以受聘于此为荣。时人遂有“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之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