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10）06—0150—06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句西方政治谚语适合所有国家的一切政治活动。就中共而言，尽管我们长期忽视相关研究，① 但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可以不依赖经济支持和政治活动经费。相反，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金钱”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何获得活动经费对于革命者生存和革命活动开展至关重要，而活动经费的获得方式又会反过来影响政党的存在方式。 一 大革命失败后，尽管仍有苏联（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持，但一些地方党组织却遇到严重的经费困难，经费困难导致革命者生存艰难。1927年8月，陕西省委报告中央，一些地方党组织的负责人“没饭吃、没衣穿、没房住”。② 山东省委也报告，党组织的“负责人将被褥都当去，过着游击宿眠的生活”。博山县委负责同志“更饿得跑到青岛，在途中因去无钱买票，被［在］火车上殴打”。③ 经费困难导致一些党员干部不能专职、专心于革命工作。据四川临时省委向中央报告，很多同志认为“饭碗问题非常重要”，革命是“副业”，一些革命者“虽然能做农运，也为生活逼迫而去另谋职业了”。④ 有些革命者则丢开革命工作，专事“打杀”以求生存。据山东党组织报告，在潍县，“少数能活动的同志（十数人），皆从事打杀（打死的已有两个），截路绑票工作，以处置反动分子，解决经济问题，把党的工作几乎忘掉，有危险的倾向”。⑤ 在陕西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某县党组织“实在没有办法，专做了几次弄钱的特务工作，但是结果钱没弄到，反牺牲了三四个县常委和几个干部同志并七八支快枪，且其影响特别之坏，群众骂C·P是土匪，同志说党要抢人”。⑥ 经费困难自然也影响了革命工作的开展。据四川省委1931年10月的报告，“目前省委经费，一文钱收入都没有，许多重要的工作（工运、兵运、巡视、宣传、交通）都因经费困难不能很如意的建立”。⑦ 陕西省委也报告：“陕西党经费特别拮据，无法挪出大宗款子来做工运经费，因此工运工作同志无法调动，生活不能维持，秘密机关无法建立。有时开会地址都找不到，只得在野外或公庙中召集。在白色恐怖极严重之下，经费如此困难，工作是无法推动的，所以经费问题，是陕西工运的致命伤，唯一先决问题，不然则不能迅速的建立工运工作，使党的基础建筑在劳业工人群众方面，这将成陕西党的最大损失。”⑧ 经费困难还会影响党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上级组织无法满足下级组织的经费需要，导致下级党组织不满。据山东省委报告，由于“对各级党部津贴没有一个具体的规定，有些地方现在还是向省委要旧欠，要生活费，常带着侮骂的口吻……大部分同志的经济观念更严重错误到了极点，为着经费问题，常同省委闹意见，甚至离开了党的工作（潍县特委最近就是这样）”。⑨ 革命经费如此紧张，原因很多，但根本原因在于：革命是要花钱的，首先必须养活一批职业革命家。据四川临时省委1927年8月的规定，对职业革命者提供的生活费补贴标准为：省委员会每月20元，秘书、干事及其他做技术工作的同志每月15元，县委或市委、区委委员每月10元。⑩ 1928年8月山东省委编制的职工运动计划规定：专门负责工人运动的干部生活费为每月18元，从事农民运动的负责人的生活费为每月15元。(11) 同期，陕西省规定从事领导工作的革命者每月补贴生活费20元。(12) 相对工人工资来说，补贴并不算高，(13) 但由于经费总量有限，职业革命者的生活补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革命者的生活费开支占了整个革命开支的相当一部分：1927年10月，四川临时省委经费总支出为641.77元，其中生活费开支为170元，超过1/4；而11月份的总预算830元中，生活费预算为200元，亦将近1/4。(14) 陕西省1928年9月编制的工人运动经费总预算为500元，而生活费预算为160元，将近1/3。(15) 山东省委1931年2月关于职工运动的经费预算为345元，生活费预算为156元，远远超过了1/3。(16) 其次，需要住房供革命者居住或作为革命机关的驻地。没有房屋，不仅革命者的居住问题无法解决，而且还会因缺乏领导机关驻地，“不能经常接头解决工作一切问题”，(17) 影响工作的展开。因此，房租也是一笔难以节省的开销。1927年8月，四川临时省委报告称需要房屋4所，其中“接洽一所，办公一所，住房二所”，共需100元。(18) 再次，干革命需要联络，免不了交通费。早在1923年10月，邓恩铭在青岛从事革命工作时就提出“因青岛地狭长而坡多，出门非坐车不可”，因此要求中央“每月多加五元”津贴作为交通费用。(19) 土地革命时期，交通费主要用于上下级之间的联络和巡视工作。从一些省委向中央报告的经费预算来看，交通费亦占其总经费的相当比例。如1927年四川临时省委上报的11月份预算清单中，交通费包括川汉交通费130元，省内交通费80元，合计210元，而总预算只有830元。1928年5月四川省委编制的预算中，川汉交通费为150元，省内交通费为80元，合计230元，而总预算为960元。 最后，革命必须进行宣传，而宣传手段包括办报纸、印刷传单、翻印上级组织的刊物，如此则必须购置印刷机、纸张、油墨、蜡纸等等，这类开销有些党组织在编制预算时归到宣传费，有的则纳入办公费。如1927年四川临时省委在11月份预算中详细说明了“100元办公费”的用途：“文具信封信笺及必须之零星用品需十五元，邮票十五元（几乎每月秘书处和各部信件共约二百五十封需十元，印刷品需五元），纸张四十元（计□书写纸每月须一千二百张，合价二十四元，新闻纸六百张，合价十六元）。油印原纸一筒五元（有时缺货俏至七八元者），油墨五筒十五元，洋油每月一桶十元。”(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