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一个较为完善的大学史学课程体系，一般由以下几类科目构成：一、通史（包括中国通史与西洋通史，也有设置东洋通史的）；二、分期史或断代史；三、国别史；四、专门史；五、辅助科目（如目录学、金石学、考古学等）。其中，“中国通史”一科，是包括史学系在内的文学院各系的共同必修科目，一般由史学系教授讲授。对文学院其他科系来说，只需通过“中国通史”一门课的开设，使学生了解中国数千年文化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即算完成任务。但对史学系而言，既以培养高深史学专门人才为主要目标，就不能像文学院其他科系那样，仅习一门“中国通史”了事，而需要将它再分为若干段落，以进行更详细、深入的学习。分段讲授的通史，实为史学系课程体系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不但能满足学生对不同段落历史的学习兴趣，而且为专门史学习奠定一定的基础。但“中国通史”该如何分段讲授，不同时期情形不同，各大学史学系之间也很不相同。大略言之，20世纪20年代主要为“分期”讲授通史时期，同时有极少数大学采取“断代”讲授通史之法；进入30年代后，采取“断代”方法讲授通史的大学越来越多，而采取“分期”方法讲授通史的大学逐渐减少，从而形成两种通史讲授法并行的局面；进入40年代后，“断代”讲授通史之法彻底取代“分期”讲授通史之法，成为唯一通行的通史讲授法。 由于相关材料极为零散，且关涉数十所大学史学科系，上述问题自民国以来迄未有人提出并专门研究。笔者经过多年努力，搜集了大批档案等原始材料，愈发认识到此问题的重要性——不仅关系民国时期大学“中国通史”讲授体系如何演变的问题，而且关系以往一些作为大学教科书的“中国通史”著作的重新认识、评价问题，因此非常有必要认真探讨一番。本文重点在前一方面，后一方面将另文论述，本文只略加讨论。至于中国历史当如何分期或分段，已超出本文范围，故略而不论。 “分期”讲授的通史体系 所谓“分期”讲授，就是将“中国通史”分为“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中国近古史”和“中国近世史”四个时期讲授，从而形成一个讲授体系。也有不设“中国近古史”而分为三期的。就民国时期各大学史学系“中国通史”开设情况来看，绝大多数系采用四期分法，只是每期名称及起讫时间有所不同。这种以划分西洋历史时期的时间概念来为中国历史分期的做法，实际上是在进化史观影响下产生的，始作俑者是19世纪末的日本史学家，以桑原騭藏所著教科书《东洋史要》（日文本名《中等东洋史》）最具代表性。①该书根据中国汉民族发展大势，参考旁近各族盛衰，分四期叙述：第一“上古期”，为“汉族增势时代”，“谓自太古至秦统一之间也”；第二“中古期”，为“汉族盛势时代”，“谓自秦统一至唐之亡”；第三“近古期”，为“蒙古族最盛时代”，“谓自五代至清之兴”；第四“近世期”，为“欧人东渐时代”，“自清初至今日”。②此书中译本在1899年由东文学社印行后，很快“盛行殆遍于东南诸省”，③其分期法也迅速被中国人接受，并为清末民初一些学校讲授历史，或一些学者编撰历史教科书时模仿或采用。如汪荣宝1904年至1906年在京师译学馆讲授清史时，所编《清史讲义》（又名《本朝史讲义》）中就明确承认，系采用桑原騭藏《东洋史要》的分期方法，以“太古至战国之终为上古史”，“秦至唐为中古史”，“五代至明为近古史”，“本朝创业以来为近世史”。④与此同时，一些由欧美人或日本人编撰的外国史教本，如《迈尔通史》、《万国史讲义》（服部宇之吉）、《西洋史要》（小川银次郎）、《万国史纲》（元良勇次郎）等，也开始在学校流行，于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模仿西洋史分期法为中国历史分期。 在各大学当中，最早采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等时间概念来分期讲授“中国通史”的，从现有资料来看，应是20世纪2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史学系。在1917年12月，即北京大学“中国史学门”恢复设置之初，⑤就曾召开课程会议，决定将通史分为四期讲授，即“中国古代史”（自上古至秦亡）、“中国中古史”（自汉至隋亡）、“中国近代史”（自唐至明亡）和“清代史”。⑥只是由于当时国史编纂处附设北大，“史学门”课程设置主要为分类编纂国史服务，侧重于专门史，如“经济史”、“法制史”、“学术史”、“地理沿革史”等，因而未能按上述分期法开设通史。⑦1919年夏，国史编纂处划归国务院，北大“史学门”也改为“史学系”，并开始逐步扩充各类课程。同年底，朱希祖主系后，着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1920-1921年度起，正式将通史分为“本国上古史”、“本国中古史”和“本国近世史”三期，分别在第一、二、三学年讲授。⑧1921-1922年度也采用了同样的分期讲授法。⑨不过，在同一时间，在朱希祖草拟的《北京大学史学系编辑中国史条例》中，已将中国史分为四期，“拟分编中国上古史、中古史、近古史、近世史四种，划分时代，以专责任”。⑩1922-1923年度史学系课程因缺乏资料，不得其详。但至迟在1923-1924年度，已增“本国近古史”一期，从而成为四期。(11)此后数年，北大史学系一直采用四期分法讲授通史。(12) 北大史学系之所以采用上述分期法讲授通史，首先是因为主系者认为，史学“宜主进化说”，而非“循环说”，(13)“史学以时代相次，乃能明其原因结果，此乃应用科学方法整理史学者”。(14)另外，将“中国通史”分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与西洋史（或欧洲史、欧美史）各段对应讲授。故当时的北大史学系课程指导书明确写道：“历史强分时代与强分国界，皆不适当。惟因教授便利起见，不得不勉强分割。然学习历史时，务期本国与外国同一时代之历史，详细比较。如学本国上古史，同时学外国上古史，得以两相比较其内容，则于史学乃能融会贯通。他皆仿此。故本系课程本国与外国同时代之历史，均排列于同一学年，学习时务宜注意！”(15) 作为最早设立的大学史学系，北大史学系的这个通史分期讲授法，对各大学史学系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引导作用，此后建立的各大学史学系纷纷采用了这一办法。如中山大学史学系在其前身广东大学史学系时期，仅设一门“中国史”，并未分期。(16)1926年秋改为中山大学史学系后，首先开设“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和“中国近世史”，随后又增设“中国近古史”，从而形成四期。(17)1927年夏，成都大学史学系修订科目，也将中国史分为上述四期，其课程说明书与北大史学系如出一辙。(18)1928年春，第四中山大学史地系重订课程，同样将中国史分为上述四期。同年秋，第四中山大学史地系改为中央大学史学系后，继续实行这一办法。(19)厦门大学史学系在1928-1929年度第二学期首次开设“本国中古史”，1930-1931年度第二学期又开设“中国上古史”及“中国近古史”，虽然尚未形成体系，但可以看出采用的是四期分法。到1935-1936年度时又开设了“中国近世史”。(20)大夏大学史地系（或历史社会学系）约从1929年秋起到1934年前后，也分四期讲授通史，即“中国上古史”（战国以前）、“中国中古史”（自秦汉迄元）、“清史”、“中国近百年史”，其中“明史”一段一直没有设置，后两段名称也与其他大学有所不同。(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