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北京政府北洋统治史上有一个短暂的执政府时期，这一时期从1924年11月24日北洋皖系领袖段祺瑞在京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起，到1926年4月19日段祺瑞通电全国宣告下野止。对于这段历史，北洋中人有以“段氏中兴”名之的，概因段氏在重新出山后，在“更始为宜”思路下，为整合北洋和修复体制作出过一番努力。不过，由于其时北洋统治已病入膏肓，革命风潮已经掀起，段氏为谋“中兴”而推出的所有举措无一不以失败而告终。正因为此，对于段氏执政府时期的这段历史，以往史述多为负面评价，不仅甚少客观考察，更没有对失败原因的深入探析。其实，如果对执政府倒台后，中国的政治走向有所了解的话，就可以看到自执政府而后，中国政治舞台上围绕“宪政”的讨论从此画上了休止符，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终于结束了它在“有共和而无宪政”状态上的多年反复和徘徊，而走向了它的最终稳定形态——一个以“集权”为主要标志的“党治”国家。从这一视角去看，民国执政府时期的段氏“修制”及其失败，实乃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一个重要转捩点，这使对其失败原因的考察具有了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重要意义。 一、段祺瑞的复出和临时执政府的成立 1924年北京政变后，曹锟被赶下台，直系中央政权被颠覆，国会也遭遣散。不过，其时入京握有中央权柄冯玉祥军事实力有限，地盘也仅限于京畿附近，自知难长久支撑局面，为助自己声威，也为牵制其时正在大举入关的奉张，冯玉祥乃去电孙中山，邀其北上主持大计。与此同时，也去电直皖战败后息影在天津的段祺瑞，请其重新出山帮助收拾局面，欲依仗其名，号令天下，也藉此造成“反直派大团结”的假象。而其时的实力派军人张作霖虽拥有奉系军队，但自忖在政治上缺乏号召力，推出已无多少军事实力的段氏，既有利于稳定局势，又便于幕后操纵，故对此也持赞同态度，一时间收拾局面“非段莫属”竟成气候。11月15日，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名发出通电，推戴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国是未定，中枢无主。合肥段公，耆勋硕望，国人推戴，业经一致认同。合肥虽谦让未遑，然当此改革绝续之交，非暂定一总揽权责之名称，不足以支变局。拟即公推合肥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即日出山，以济艰危，而资统率。敦促就任，诸公必有同情也。”①在各方“拥戴”声中，本来就不甘寂寞的段祺瑞遂作愿意出山的表示，各政治军事势力的代表于是云集津沽，讨论时局，并谋善后。鉴于当时国会已名存实亡，国内新的权势中心尚未形成，经协商，决定以“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名目以作过渡，其中蕴含“以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为骨干，再加入若干社会名流，共同执政”之含意。而颇孚时望的段祺瑞也就此复出，当上了中华民国执政府的总执政。 1924年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正式就职，在其就职宣言中，段作出了“誓当巩固共和，导扬民智，内谋更新，外崇国信”的宣示，次日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具体内容六条： 第一条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 第二条 临时执政对于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 第三条 临时政府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关于国务之文书，由国务员副署。 第四条 临时执政命国务员分长外交、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 第五条 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 第六条 本制自公布之日施行，俟正式政 府成立，即行废止。② 根据上述条例，段祺瑞宣布了国务员和各部总长的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龚心湛为内务总长，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吴光新为陆军总长，林建章为海军总长，章士钊为司法总长，王九龄为教育总长，杨庶堪为农桑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执政府由是正式开张。 关于段祺瑞的复出和临时执政府的成立，以往不少历史教科书中评价都极为负面，尤其是段氏就职宣言中的“外崇国信”一语，被指斥为“对帝国主义的谄媚”。而《临时政府制》中所列“由临时总执政总揽军政、民政，统帅陆海军，对外代表‘中华民国’”的条文，也被认为是段祺瑞的集权行为，是段在不动声色中将“总统、总理、国会三者的权力合而为一”，并据此将执政府的性质指为“极端反动的独裁政权”。现在看来，这种看法实有欠客观。条约体系是近代国际秩序的保障，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外交近代化有长足发展，段祺瑞上台以“外崇国信”标榜，不过表明愿意遵守国际秩序而已，无可厚非。至于执政府的性质，北京政变后，由于直系军人被赶下台后，贿选国会被驱散，筹组政府时，在“政府之组织采何种制度”上有过激烈争论，有力采“总统制”的，也有倡“委员制”的，但由于时局的混乱和权威中心的缺乏，无论是总统、总理、还是委员，一时均无由产生，最后在各方协商下，决定先取“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名目，以为过渡，规定总执政可总揽大权，实为收拾乱局的需要，否则根本无法履行职责。而从执政府实际构成来看，由于受各方势力牵制，由临时执政任命、襄赞临时总执政处理国务，并分掌政府各部的9个总长中，各派背景的都有，与国民党有直接关系的就有唐绍仪、杨庶堪、叶恭绰等3人。这样的“拼盘式”政府以“独裁”名之，实是很牵强的。况且，段祺瑞这个总执政的产生因无法律依据，仅具过渡性质，执政府也一样，在上所列《临时政府制》第六条就明确规定“俟正式政府成立，即行废止”。所以，笔者认为指临时政府性质为“反动独裁政权”，应只是当时激进舆论界的一种攻击性言辞，不宜为今后史述所采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