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日战争史的，有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加以研究。 一、应首先把基本事实研究清楚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有很多问题一直不是很清楚。然已成定论的很多问题，事实上也存在不同的说法。例如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夕王稼祥带回的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口信，在国内已经成为定论，但在国外有不同的说法。例如，有的苏联学者根本否认这个口信的真实性。如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季托夫在《抗日战争初期中共领导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1937-1939)》一文中声称，王稼祥传达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是毛泽东和王稼祥联手搞的“阴谋诡计”。他说：“共产国际根本没有（决定毛泽东为中共领袖）那个意思。王稼祥是在1937年初作为毛泽东密使被派往莫斯科的。为了完成毛泽东的委托，王稼祥本人同共产国际个别工作人员（指季米特洛夫——引者注）进行了交谈。曾谈到似乎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选毛泽东当党的总书记。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并没有提出什么建议，认为这个问题应由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1] 又如，王明在苏联写的回忆录中说王稼祥传达的并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而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孟庆树根据王明回忆谈话整理的王明传记说：“据季米特洛夫夫人——罗莎尤里叶夫娜说这不是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而是曼努伊尔斯基的意见”[2]。王明在1965年秋关于《由宣传毛泽东到提毛泽东做中共总书记》的谈话中又说：那个口信是“曼努伊尔斯基用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的名义叫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的。1950年底我们来莫斯科后，一位原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见到他时说：“曼努伊尔斯基说好几次和王稼祥一起去见季米特洛夫谈这个问题，季米特洛夫都没有同意。在王稼祥临走的那一天，曼努伊尔斯基请季米特洛夫同意用季米特洛夫名义。季米特洛夫说：‘就用你的名义好了。’曼努伊尔斯基说：‘我不是икки（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总书记，又不管中国问题，不好提。无论如何你和王稼祥谈话时要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请你点点头表示同意就可以了。’后来王稼祥临走前又来见季米特洛夫时，曼努伊尔斯基当着王稼祥面又说：‘要选毛泽东做总书记。’曼努伊尔斯基说这句话时看着季米特洛夫，意思是要他点点头。结果，季米特洛夫就点了一下头！”[3] 既然存在不同的说法，就应该尽快把它研究清楚，弄清楚这个口信到底是谁讲的，是怎么讲的。像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都应该进一步把事实研究清楚。只有把基本事实特别是那些重要的史实研究清楚了，才有说服力。 二、应把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和各界人士名单研究清楚 对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伤亡人数这个重大的史实，至今存在不同的说法。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发动全国的党史研究部门进行调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我认为，不仅应该把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伤亡人数调查清楚，还应该进一步把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包括牺牲的国民党军队将士和各界人士的名单研究清楚。我们一直在批评日本政要去参拜“靖国神社”，我们为什么不建立自己的“靖国神社”，即抗日牺牲将士纪念馆？日本把对外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名单都放在“靖国神社”里，美国把对外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名单都刻在墙上，让后代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全部将士名单调查清楚，陈列在抗日牺牲将士纪念馆里？如果能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打击。 在这方面，杨长岳主编的《金萧地区抗日战争史长编》就做得很好。他们花了很大的力量，跑了很多档案馆，终于把金萧地区所有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以及各方面牺牲人员的名单搞清楚了，附在了全书的后面。这不仅是对那些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和各界人士的肯定，也是对他们子孙后代的交代，对历史的交代。我认为，凡是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以及各方面的人士，不管是什么阶级、阶层、党派、团体、军队，都是为中华民族牺牲的，都应该得到肯定，受到后人的尊敬和纪念。
1936年救国会七君子在苏州狱中的留影 三、应加强对台、港、澳和沦陷区抗战史的研究 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中，应该有反映这些地区的内容。例如日本侵略者在这些地区是如何进行统治的？对这些地区造成了什么样的严重影响和破坏？当时这些地区群众的生活是怎样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是怎样在那里开展工作的？那里的广大群众是如何进行抵制和反抗日本的侵略和统治？但在当今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中很少见到这方面的内容。因而，总使人感到现在的抗日战争史著作是不完整的。特别是台湾，曾被日本占领50年，台湾人民也与之英勇斗争了50年，在抗日战争史中不充分地加以反映是很不应该的。我们一方面强调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抗日战争史著作中却不反映这些地区的斗争，这就显得很矛盾，对于加强祖国的统一和团结也不利。我认为这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亟待加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