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0)05-0156-09 1933年，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吸取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将新一次“围剿”定位为军事、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战，此即前一年他所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蒋介石、国民党在第五次“围剿”中的军事、政治并用方针，对“围剿”的最终走向发挥了一定作用，而“围剿”的成功更强化了人们对这一政策的印象。不过，揆诸历史事实可以发现，虽然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政治方面作出努力，并取得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国民党本身特性所导致的一些难以回避的问题，这一政策真正效果并不像想象的那样重大，“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更多地反映了蒋介石的期望，而不一定是实际效果的体现。 从1930年代初与中共在中央苏区正面交锋后，蒋介石和国民党军屡战不利，失利的阴影使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对中共不敢小觑，而视为心腹之患。早在1931年，何应钦就提出：“要消灭共匪，非党政军全体总动员集中力量团结意志不能挽救危机，军事只可以治标，正本清源以及休养生息的种种任务，是望政府和党部来担当责任。”[1]蒋本人也谈到：“本总司令于去岁督师江西之时，即深知剿灭共匪与寻常对敌作战绝对不同，苟非于军事之外同时整理地方，革新行政，断难以安抚民物而奏肃清之功。”[2]这样的反省尚称深切，已切实意识到双方胜败的关键所在。 由于蒋介石的耳提面命，国民党内部的自我反省和对对手的研究明显加强，有关的研究、反思文件不断出笼。他们强调：“事实告诉我们，认定现在江西的土匪，与历史上的土匪是一样的容易消灭，这未免忽略了他的国际性和进步的伎俩。”[3]虽然口中不改谩骂，实际已将中共作为一种现代性政治力量作出估计。蒋介石更明确指出，对中共的战争，“不是单靠制度与军队所能成功，而最要紧的是要把从前苟且偷安的心理，畏缩不前的风气根本革除，从新造成一种严正清明雷厉风行的风气，然后才能转变我们的观感”；“最应当注意的是政治清明，如与军事相较可以说要用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总要政治上有办法，政治上轨道，剿匪才可以成功。”[4](《清剿匪共与修明政治之道》，p625) 应该说，在对中共武装力量的“围剿”中，虽然国民党方面政治上不像中共那样游刃有余，握有主动，但也并不是毫无作为。作为国民革命时期与旧军阀对垒中曾在政治宣传、鼓动上大得人心并获取力量的政党，国民党深知政治宣传、收揽人心的重要。第二次“围剿”时，蒋介石在南昌设立的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即成立江西地方整理委员会，对江西地方政治、社会展开整顿：将各县反共义勇队一律改组为保卫团，区团以下均设守望队，形成全面监视巡查网；制定《处理被匪侵占财产办法》，规定赤化收复区域土地、房屋各归原主，恢复地方秩序，同时蠲免1930年度全省田赋、地租；颁布《保护佃农暂行办法》，规定地租最高额不得超过百分之四十，如遇天灾，佃农要求减租，地主不得拒绝；组织由地方逃至中心城市的青壮年“难民”随军返乡，协助运输、带路，或参加筑路。这些措施，虽由于缺乏具体组织实施的决心和能力，实际效果有限，如蒋介石自己所说：“劳师转馕，苦战连年，地方贤良士民，竟无出而相助者。”[5]但起码表明国民党方面对自身在地方政治建设上的薄弱环节已心知肚明，并力图在政治和组织上和中共争夺民众。 在参加“剿共”战争的过程中，一些国民党将领也意识到与中共展开政治争夺的重要性。第十八师旅长戴岳深刻体会到民心向背对武力利钝的影响，明确指出：“清剿匪共，绝不是军队一部分的力量做得到的，是要党、政、军、民通力合作才行的。”主张军队“所到之处，要随时召集民众开会，揭破共匪的阴谋，宣扬本党的三民主义”。[6](P11-19)从争取民众的目标出发，他们强烈反对杀戮苏区民众，时任第二十军军长的郭汝栋强调：“各地保卫团痛恨匪共每每肆意烧杀以图报复，应即刻训示严为禁止。”[7](P83)南昌行营第二科科长柳维垣也列举了烧杀政策的危害：“匪屋不烧，或尚有悔过反正之日，一烧其屋，即迫其终身从匪……正合共党之希望。”[8](P41) 戴岳等国民党军将领的主张与蒋介石的观感相吻合，戴岳、柳维垣都曾接受蒋的召见、垂询。在此背景下，第五次“围剿”准备过程中，蒋介石把政治力量提到空前的高度，1933年6月，蒋在南昌主持召开“剿共”军事会议，通过军事、谍报、宣传等“剿共”方案。确定第五次“围剿”的基本原则仍为前一年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战，用七分的力量来推行作战区的政治”。[9](《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p209)“一方面要发挥军事的力量，来摧毁土匪的武力；一方面要加倍地运用种种方法，消极地来摧毁土匪所有的组织，及在民众中一切潜势力”；“尤其是要教化一般民众，使他能倾向我们的主义，以巩固我们在民众中精神的堡垒”。[10](《推进剿匪区域政治工作的要点》，p234)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其核心就是要与中共展开对民众的争夺，所谓：“我们现在和土匪打仗，最要紧的，第一是组织，就是军队的编制和民众的组织。第二是训练，第三是宣传，就是宣传主义，来鼓励军民的精神。第四是纪律，就是使官兵用命，不怕死，不扰民。第五是战术，就是如何运用原则，因地制宜，相机应变，知彼知己，取长补短，夺得最后的胜利。”[10](《剿匪基本工作之研究》，p38)政治、训练、宣传、纪律成为战术之基，反映了蒋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入程度。他明确强调：“剿匪乃争民之战，非争地之战，故军事纵告胜利，如无健全之政治设施，相辅而行，则终必徒劳无功。”[11](《为剿匪军事行动之后须继之以政治设施财政支援事致汪兆銘院长电》，1933年8月21日，p86)将政治争夺战置于军事之上。 和中共相比，国民党的鼓动性和组织力自是望尘莫及，这和两党的理论基础、奋斗目标、人员构成、领袖特质等诸多因素相关，非短期所能改变。基于对自身特点的了解，蒋介石强调政治争夺不应好高骛远，而要注意于一时一地一事的实际解决，所谓：“民心的向背，以利益为依归，我们要使民众归附我们，要使民众信仰我们的主义，空喊口号是没有用处，我们须从民众的实际利益加以维护。”[12]他曾非常具体地提到：“现在每团有一百元的经费，应该一半化在俱乐部，一半化在社会上，比方今天某某学校开一个联欢会，顶多不过化三五元的茶点，就可以使乡下人和我们发生很好的感情，这种感情不是贴标语能够贴得出来的。”[4](《军队政治工作方法的改善》，p570)这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实例，但确实道出了做事的方法，抓住了民众的心理，证明其在此问题上颇费心力。正如他此时强调的：“我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要注意研究一切眼前的实际问题，完全针对客观的事实，一件一件从实地调查考察来拟订具体能行的解决办法……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事情，一件一件的改进，将大大小小的事实问题，一个一个的解决，已经够了。”[10](《革命成败的机势和建设工作的方法》，p606-607)不务虚文，从一时一事的实际需要入手，这是蒋介石结合自身特质所提出的政治争夺战的基本方法。本着该认识，这一时期，国民党在政治、经济、社会组织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严密统治、收揽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