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的1935年初到1936年初，中日两国先在东京、后主要在南京，分别由中国驻日大使蒋作宾、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外相广田弘毅、驻华大使有吉明进行过关于两国关系之三原则的谈判，结果以破裂而告终。中日之间在应对“华北事变”的同时而进行的如此重要内容和最高级别的外交谈判，又与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继续深入研究这些谈判以及蒋氏与这些谈判的关系，不但对于研析中日最终走向全面战争的原因，而且对于深化蒋介石与日本关系的研究，其在学术上的重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 中日外交谈判，当时即在国内外引起了高度关注。但抗战以后的相当长时期里，有关的学术研究却非常缺乏。①直到198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和大陆有关档案史料的相继开放和部分出版，中国学者对此进行过较多且深入的研究，并基本厘清了国民政府外交史的概貌。②关于蒋介石与这些谈判的关系问题，虽然早在《蒋总统秘录》中即有所反映③，但主要由于资料的限制，中国学者迄今的有关研究也并不充分。④而且，中国学者主要依据有限的中方史料而进行的上述研究，由于缺乏日方相关史料的运用和研究，仍然难以展现中日外交谈判的互动过程和全貌。而近年蒋介石相关资料的公开和出版，无疑又为中方的继续研究提供了必要和可能。因此，笔者拟在中国学界既有的研究基础之上，依据最新的蒋氏资料，并参考日本出版的最新资料，重新进行一次粗浅的再论述。 一、蒋氏推动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中方首先主动提出“三原则”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采取“不抵抗、不交涉”的方针；淞沪抗战以至长城抗战期间，采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塘沽协定》之后，又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重点在于“剿共”。⑤1934年10月，在基本完成对于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之后，蒋介石在病榻上口述、由陈布雷笔录，写作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长篇文章，后以“徐道邻”的名义，发表在12月10日南京出版的《外交评论》上；该文在论述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的基础上，为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并向日方发出了打破僵局、改善关系的呼吁。⑥当时的中日两国关系，主要是以黄郛为首的华北当局与日本关东军之间进行的关于塘沽协定的善后谈判，并即将接近尾声。⑦因此有学者指出：蒋介石写作该文的意图，主要是为了将华北当局与关东军进行的地方交涉，转变为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外交部门的外交交涉。⑧这预示着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即将发生重大转变。而推动蒋介石对日政策转变的另外一个国际因素，则是日、苏关系的变化和他对于日、苏冲突的设想。⑨在10月派遣蒋廷黻赴苏秘密谈判之后，11月27日，蒋氏在日记中写道：“对日乃为中国存亡之转机，……应急与倭寇乘机谅解，以促进倭、俄之冲突。”28日，他在会见王宠惠、孔祥熙等人时再次指出“对倭谅解，使其对俄。”⑩凡此，均表明了他的上述设想。 11月27日，蒋介石会见了大阪每日新闻社记者，并发表了谈话，表示：“中国不愿世界有战争，遵守国联盟约，解决中日问题，以道德和信义为基础”。(11)12月1日，他认为该谈话的发表，“实为政治之新阶段”。(12)1935年1月2日，他再次提出了“对倭策动缓和或妥协”的政治方针。(13)4日下午，他与陈布雷“畅谈对日外交与中倭之利害关系，嘱其撰稿以促倭方之醒悟甚详。”(14)11日，“与陈布雷补述文稿未尽之意”。(15)因此，中国的各大报章26日纷纷转载的《敌乎？友乎？》的文章，显然又经过了蒋氏与陈布雷的继续修改。(16)17日，蒋介石亲自拟订了“对倭原则”如下：“一、对倭说明以华制华之谬见与以夷制夷之诬妄以及以华制夷之得计。二、对倭以不妨碍统一与不利用及制造汉奸、贩卖毒品为改正排日教育之交换条件。三、注意经济合作上外交常规。四、利用四国银行团与停付赔欠债款。五、亚洲主义与日俄问题均势问题。”(17)19日、21日，蒋氏分别拜访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黄郛三人，与之商讨对日问题。(18) 上述这一切都表明，1935年初，蒋介石以发表《敌乎？友乎？》为契机，基本确立了新的对日方针，并推动国民政府转变对日政策。 就在中国方面首先发出了上述呼吁的同时，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第67次帝国议会上，发表了关于外交政策的演说；26日，他在回答众议院议员的质问时，又发表了对于日中关系的见解。(19)广田的议会演说，很快受到了正在研讨对日关系的中方舆论的关注，被它们解读日本对于中国“不侵略、不威胁”的演说。蒋介石甚至不无主观地认定这表明日方受到了他的《敌乎？友乎？》一文的影响。(20)29日，汪精卫与来访的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会谈时，表示对于广田的演说，“甚为欣喜”；30日，蒋介石在会见有吉明时，也说对于广田演说，“颇为钦佩”，并表示他将发表一个宣言，表明中国政府打开中日关系的诚意和决心。(21)为此，2月2日，中国各大报纸均发表了中央社南京1日电报的蒋介石谈话，蒋表示广田外相的演说出于诚意，我国朝野对此当有深刻之了解。(22)20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发表关于对日方针的谈话，认为广田的演说，“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上大致吻合”，并表示“我们愿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调，来解决中日之间之一切纠纷。”(23)3月2日，蒋介石又致电汪精卫，对于他在中央政治会议上的上述见解，称“卓见宏猷，至深钦佩。……自当本此方针，共策进行。”(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