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0)05-0087-06 1930年12月初，转战在赣西南苏区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行刑逼供的材料，派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到江西省行委所在地的吉安富田村抓捕所谓AB团分子。12月7号，李韶九一行到达富田后，便开始大范围地捕捉和实施严刑拷打“AB团”行动。短短5天时间内，李韶九先后抓了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人员120多人，处决了40余人。李韶九的滥捕滥杀，导致江西省行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内部异常恐慌，也引起了赣西南党政军内大多数领导人的怀疑和不满。12日，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带领部队包围了红二十军军部所在地——东固，尔后又冲到江西省行委所在地——富田，释放了被关押的所谓AB团成员并提出了分裂红一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错误口号。这就是历史上称之的富田事变。 事变发生后，为了避免红军内部的武装冲突以遏制事态的恶性发展，刘敌等人从顾全大局出发，适时地将红二十军、江西省行委与省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人员拉往赣江以西地区坚持斗争。1931年4月，富田事变的发起者遵循项英的指示来到苏区中央局所在地的宁都县的黄陂，期盼用会议的形式使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然而，他们均遭到了灭顶之灾，“罪魁祸首”刘敌当即被枪决，其他领导人关进了监狱，不久先后遭处决。同年7月在江西于都县，红二十军番号取消，副排长以上的军官大部被处决，副排长以下干部与战士编入红七军。这就是富田事变的结局。 富田事变的发生与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有何干系？在肃AB团问题上毛泽东又有何责任？为什么会犯如此严重的错误？后来，他又为纠正这一错误作了哪些努力？求实、客观地评析这些问题，不仅对全方位、多视角深化领袖人物研究有其意义，更应对现实中一些以“良知”标榜，以揭密“历史真实”自诩的“学者”在肃AB团问题上任意歪曲、夸大毛泽东的错误予以澄清。本文就此作一探讨，以求同行赐教。 一、毛泽东与富田事变的发生 众所周知，富田事变发生的直接诱因是李韶九滥捕滥杀“AB团”逼出来的。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正视问题的另一方面，李韶九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去的。总前委为什么要派李韶九到富田、东固去捉拿“AB团”？缘由何在？除了李韶九是身负重任的肃反委员会主任外，更为重要的是总前委根据屈打成招的口供认定赣西南党和红军中存在大量的AB团。而作为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得知这一错误信息的来源之处，则是赣西南地方党和政府。 1930年10月，在赣西南人民的配合下，红军攻克了赣西重镇吉安。攻克吉安后，赣西南地方党和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向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汇报了所谓AB团大量混入赣西南党和苏维埃政府的情况，这使毛泽东备感震惊。加之，红军在黄陂肃反整军中施以酷刑，又供出了不少所谓的AB团分子。对此，毛泽东对赣西南党政军内混进了“大量的AB团”已深信不疑，并下决心依靠红一方面军的力量来“挽救”这一“危机”。这一思想在12月3日《总前委致省行委信》中可以得到印证。信中指出：“党内地主富农成分现在举行大规模叛变。此问题在赣西南还是异常严重，必须用敏捷手段立即镇压下来。红军中危机已得挽救，地方的危机必须迅速挽救。据此间所获AB团刘天岳、周赤、曾昭汉供出现在省委省苏工作之李白芳、江克宽、小袁老曾①，红军学校之曾国辉，遂川之刘万清都是AB团要犯。周赤并供段良弼是AB团，龙超清是AB团。除龙超清已由此间直接讯办外，特派李韶九同志率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兵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指示信提出为“防AB团闻信暴动，故处置亦须迅速，二十军须找得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信中要求江西“省委接到此信务必会同李同志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这封信就是由李韶九本人带到江西省行委所在地——富田。正是有了这一尚方宝剑，有恃无恐的李韶九把肃AB团的错误推向了极致，在富田滥捕滥杀、草菅人命，由此激起了红二十军官兵的强烈不满。为了自救，红二十军部分官兵在刘敌的率领下采用极端的军事行动方式与之对抗，其结果，又加剧了事态的恶化。 富田事变爆发后，总前委于12月30日发布的《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也确认李韶九是总前委派去的。信中指出：由于“红军中AB团要犯刘天岳、曾昭汉以及龙超清、梁鼎元、江克宽、周赤等口供，多方证明省行委内安了江西AB团省总团部，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为其首要。总前委为挽救赣西南的革命危机，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这再次证实，富田事变的发生与总前委的指示是直接相关的。 对富田事变的性质最早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叛变”的既不是中共中央，也不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而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富田事变发生一星期后，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就断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是“勾引白军很快的进攻富田很快的进攻东固”的阴谋，是“拥蒋反共”、“进攻苏维埃”、“推翻工农政权”的反革命叛变。这一错误的定性得到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支持，由此也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证据确凿”的“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事变”的“铁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