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0)05-0092-07 抗战之初，教授们大多认为教育的基本目的是为国家培养各种人才，因此不愿意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更不赞同将教育与政治联系起来。“君子群而不党”的传统观念在现代学者身上仍然有所体现，他们不愿依附于某个政党，更不愿意因加入某个政党受到束缚而丧失自由和独立的身份。 教授们基本上都奉行学术独立的主张，不希望把学术与政治搅和在一起。西南联大教授贺麟在《学术与政治》一文中就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他指出每一门学术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都应“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甚至“必要时，牺牲性命，亦所不惜”。他认为，“假使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他指出中国大学教育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之所以能够“稍稍培植了一点近代学术自由独立的基础”，正是由于当时学术界人士“完全站在自由独立的立场，反对当时的污浊政治，反对当时的卖国政府，不与旧官僚合作，不与旧军阀妥协，因此学术界多少保留了一片净土，影响许多青年的思想，培养国家文化上一点命脉”。[1]贺麟认为学术和政治是两分的，只有当学术远离政治的干扰时，它才能取得成果，才会得到发展和提高。这是当时教授们所设定的一种理想状态，但在当时党国体制的政治情境中并不能实现，其实早在抗战之前政治就已经开始渗透和影响学术了，抗战开始之后，大学教授更是成为国共两党竞相争取和控制的对象，教授们不得不被迫卷入政党之间的竞争中。 一、党国体制下的国民党 根据G.萨托利的理论，无论是在抗战前还是在抗战爆发之后，国民党都是执政党，掌握并垄断了国家政权，属于典型的“党国体制(partystate system)”，[2](P70)党国体制倾向于用政党来吸收国家，先有政党然后才有国家，“以党建国”、“以党治国”成为其思想表征，①萨托利认为：“在党国体制中，公共行政大体上只是党务的副产品。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政府官员都必须是持党证的党员。除其他因素之外，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党制下政党的党员制度是否很严格。其次，凭才能任命的文官制度倒很可能和党务职业体制同时存在。只要政党控制着官僚，这种处理方式肯定有利于效率的获得。第三，在技术工作上，党必须吸收技术人才。这里，磐石暴露出其巨大的裂纹，因为政党政客和技术专家之间的关系成为非常棘手的问题。”[2](P71)党国体制下的执政党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一党的专制和独裁使其敌视其他政治上的反对力量，也无法容忍和承认其他政党的合法存在，党国体制成为社会的塑造者和全部政治资源的垄断者。党国体制无疑是一种非竞争性的政党体制，如果按照G.萨托利“意识形态—强制”标准进行更进一步的划分，那么这种党国体制应该属于独裁主义的一党制，“独裁主义一党制是一种具有较低意识形态烈度、较低的压榨行和动员能力的、致力于排斥性政策的政党体制；……独裁主义样式阻碍次体系但却容忍某种次集团的自主性，至少在事实上是如此”，[2](P321～322)不过，这里的次集团不是指其他政党的存在，而是仅限于一些非政治性团体。1929年3月21日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确定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成为国民党独裁主义一党制的正式政治表达，其中“第四，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在决定训政大计指导政府上，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在实施训政计划与方案上，对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负责。第五，中国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力求达训练国民使用政权、弼成宪政基础之目的，于必要时，得就于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第六，中华民国人民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誓行三民主义，接受四权使用之训练，努力地方自治之完成，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3](P659)如此规定使“以党治国”成为“训政”的核心，其结果“就是一党独占政权，不但不允许其他政党过问政治，而且也不容许其他政党合法存在。”[4](P589)由于缺乏竞争性政党和反对党的存在，国民党逐渐丧失了活力和自我革新的压力，开始退化、变质和衰败，特别是在党员的吸纳上，蝇营狗苟之流大量涌入党内，而社会上的一些精英要么是被排斥于党外，要么是不屑于入党，党员数量虽然多了，但总体素质呈下降趋势，吐故纳新的能力变弱了。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的组织危机日益凸现，长期的一党专制使其无法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也无法实现对社会的整合而达成团结抗日的局面，国民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民党方面开始想方设法、不遗余力地拉拢、控制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有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大学教授则成为国民党组织竭力争取的重点对象，教授入党成为一时风潮。 1939年11月，教授出身的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他“深感党在知识分子方面的基础并不浓厚，乘机在各大学设立国民党党部，笼络知识分子，先后发展了一批大学教授和学术界人士入党。所以朱家骅任组织部长时期，被国民党认为是学人报国的最盛时代。朱家骅认为：凡有共产党组织的地方，我们一定要去发展组织。”[5](P322)由于朱家骅是个亦官亦学的人物，在教育界有着广泛的人脉资源，“朱在知识界不仅朋友众多，而且相当一批人对他执弟子礼。正是与学界人物之千丝万缕的联系，使朱家骅在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后，有意将党务带进校园。在其直接笼络或间接影响下，相当一批知识精英相继加入国民党。”[6](P134)除此而外，在抗战期间，CC系的首领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近七年时间，教育的政治化及教师的党化趋势日益得到加强。邹韬奋对此曾有过记载：“左舜生李璜等诸先生曾在大会中向教育部长陈立夫提出询问，说中小学教员被迫入党，否则即被解职，是否其他党员即不准许在教育界服务？陈部长答复，欢迎入党，否认强迫。但据在野各党派的亲历经验，确是强迫。不但中小学，即大学亦在所不免……”[7](P126)吸收知识分子加入国民党成为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个重要政策。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吾党欲谋三民主义之实现，其唯一希望，在于有志之士一致加入，共同奋斗。……有志之士愤然而起，相与集合于本党，同心戮力，以完成撼御外侮复兴民族之使命。”[8](P472～473)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中再次强调这个问题，“全国同胞不问其过去的政治见解与派别之如何，凡愿实行三民主义而参加本党，从事国民革命抗战建国之神圣事业者，无不诚挚欢迎。”[9](P547)在这次会议期间，蒋介石发表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整顿党务之要点》等演讲，指出国民党员懒惰、虚伪、散漫、迟滞缺点的同时，大力号召发展党员。要中委以下各级负责人和一般党员，“以广征党员，发展党员为唯一要务。”他甚至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如半年之内，要“照现有党员总数扩充五分之一”；要把“担任下层自治工作的各乡镇保甲长等尽量吸引，中委每人每半年至少要征求六人入党等”。[10]在蒋介石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全会也认为，今后“应谋求本党新力量之增加与培养。过去本党吸收党员，培养同志，似犹未能充分努力。此后全党同志务须注意吸收社会有守有为分子，以增加本党之新力量……”。[11](P553)吸收教授入党则成为增强国民党力量的一个选择，国民党中一些高级官员开始介绍一些社会名流及学者加入国民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