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0)10-0001-08 1951年7月，中朝联军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形成拉锯战，双方僵持不下。更重要的是，双方军队均在交战过程中遭遇到比较大的挫折。这便使停战谈判变得现实起来。不过，在此之前，鉴于朝鲜战场上军事形势的此消彼长，交战双方已经在通过外交渠道试探着停战谈判的可能性，并在各方面夯实了停战谈判的基础。虽然他们没有进行直接对话，但其所作所为却直接影响到以后的正式谈判，特别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直接谈判的方式和结果。如果不充分搞清楚在正式谈判前交战双方——主要是中国和美国——的间接对话是如何进行的、结果如何，那么就不能够很好地理解为什么直接对话的谈判总是不能获致停战。在今天纪念朝鲜战争爆发60周年之际，深入探讨朝鲜停战谈判的缘起，无疑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谈判久拖不决的缘由，并对战争予以深刻的反思。这方面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均不言自明。 1950年12月底，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结束，中朝联军获得了辉煌的战果，不仅一举夺回平壤，而且将战线重新推回到“三八线”附近。“联合国军”的军事溃败，在西方世界引起一片恐慌，要求停火的呼声不绝于耳。还在第二次战役正在进行的12月初，英国首相艾德礼唯恐扬言使用核武器扩大战争的美国深陷朝鲜战场，将庞大的兵力投入到那里，从而完全忽视战略重点——欧洲，因此特地率军政代表团访问华盛顿，商讨如何解决朝鲜停火问题。 为了清楚地阐述自己的意见——美国没有必要继续在朝鲜战斗下去，艾德礼径直向华盛顿决策层指明：“我们不能如此深陷于东方，这样会使我们自己在西方处于攻击之下，毕竟西方是我们对抗共产主义阵线的主要战场。我们不能采取会削弱这条阵线的行动。我们必须尽可能在西方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对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只得表示赞同。他不得不表明，美英的“核心敌人不是中国，而是苏联”。并且，为了打消英国首相的顾虑，他进一步指出，“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的问题，如果这意味着陆、海、空行动，那么不会有多少总统顾问会极力主张他奉行那条路线”。①这说明华盛顿决策层对于谁是美国的主要对手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且向盟友表明不打算扩大战争的意向。 即便如此，艾德礼仍然不能放心。在美英首脑会谈的过程中，这位英国首相专门提到了朝鲜停火问题。他想知道美国如何才能避免在东方流血的同时去挽救西方。杜鲁门总统的意见是：“倘若(共产党方面)提出的条件不是太过分而令人难以接受，那么一旦安排停火，在近期局势下对我们(‘联合国军’)在军事上是有利的。这也许能确保联合国的全面支持。停火协议不得强加将会危害联合国军队安全的条件，也不应当以在台湾及中国在联合国席位这样的问题上达成协议为条件。”②显然，此时的杜鲁门已经在考虑停火问题，只是其主张停火的意愿还不怎么迫切，态度亦较为强硬，不同意谈判涉及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问题。因此，当艾奇逊在内阁会议上汇报“联合国准备召开会议促成在朝鲜停火，中国表示如果美军撤出朝鲜，它将同意开会”时，杜鲁门说他不同意联合国的计划。③ 然而，随着战场上军事形势的继续恶化，“联合国军”节节败退，加之英国等西方盟国不断施加压力，白宫高层不得不认识到停火的现实需要。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考虑从朝鲜撤出军队的必要性。在1950年12月29日致“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电报中，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从能够获得的所有(情报)评估来看，似乎中共有能力把联合国军队赶出朝鲜，如果他们选择这么做。”他们还相信“朝鲜不是打一场大规模战争的地方”，因而指示麦克阿瑟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提前决定“联合国军”有序撤出朝鲜的最后的合理时机。④ 既然美国方面已经做出最坏的打算，那么若能举行停战谈判而达到停火的目的当然是其求之不得的事情。由于看到美国决策层有意谋求停战，于是，美国的盟国英国出面，于1951年1月4日至12日在伦敦召开了一次英联邦会议，讨论如何实现朝鲜停火的问题。这次会议经过一番酝酿和商讨后提出了一个草案，由英国驻美大使奥利弗·弗兰克斯提交给联合国。该草案明确提出，应在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提案，要求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聚在一起，共同讨论远东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⑤正是在这份草案的基础上，1951年1月11日联合国“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新议案：(1)立即停火；(2)举行政治会议以讨论恢复和平的问题；(3)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朝鲜；(4)为统一和管理朝鲜作出安排，使朝鲜人民能够自由选举政府；(5)召开中苏美英四大国家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包括解决台湾的地位和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等问题在内的远东地区问题。1月13日，联合国大会第一政治委员会通过了该项提案。客观地讲，这个提案的一些内容比较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其中包括要解决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问题。与此相反的是，新提案却对美国方面不利。正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指出的，同意这个议案，将在南朝鲜和国内处于被动地位，“失去朝鲜人的信任，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不同意则在国际上丧失主动权，将“失去我们在联合国的多数支持”。⑥换句话说，无论美国同意与否，都会损害杜鲁门政府的利益。但为什么其国务院最后决定支持该提案呢？这其实是艾奇逊在面临困境时冒险实施的一项计谋。他认为中国方面此前已拒绝了联合国的一个提案⑦，表明中国领导人态度强硬，政治上尚不成熟。因此，他推断中国政府有可能再次拒绝这一方案。艾奇逊建议总统杜鲁门同意此项方案。他指出：如果中国反对，那么，其他国家就站在美国一边，一道指责中国的“侵略”，从而赢得国内外舆论的支持。杜鲁门全盘接受了他的建议。⑧事情的结果果不出艾奇逊所料，中国方面又一次拒绝了联合国提案。1951年1月17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第一政治委员会，指出中国政府不同意“先停战后谈判”的原则，因为“先行停战的目的，只是为美国军队取得喘息时间，只便利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大侵略，而绝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因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不能予以同意”，同时中国政府提出一个反建议：在同意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及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朝鲜内政的基础上，在中国召开一次有中、美、苏、英、法、印度和埃及7个国家参加的七国会议，就尽早结束朝鲜战争问题进行讨论。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