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S—09（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0）05-0028-17 中国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不论在传统经济中还是近代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都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农业是学者研究中国经济史的主要话题之一。在关于民国时期农业经济史研究中，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左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自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每况愈下，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已经全面破产，农村经济完全崩溃。例如章有义认为：“粗略说来，清朝末年农民生活状况不如鸦片战争前，尤其不如18世纪。再由晚清到民国，由北洋军阀时期到国民党统治时期，截至抗日战争前夕为止，基本上又是一代不如一代，从未出现过什么繁荣时期。”① 刘克祥也认为，1927～1937年间，全国生态环境和农业生产条件呈继续恶化态势，“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在下降，既大大低于清代前期的水平，也比20世纪20年代减少了将近一成。所有这些都无法证明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农业生产有重大发展”②。夏明方也认为19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农业急剧衰落。同时，他否认晚清以降至民国时期农业生产力在粮食生产中的作用，认为即使华北人均粮食产量有所提高，这也是因天灾人祸、人口数量锐减所换来的人均粮食产量的提高；而清末民国时期粮食产量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这一时期全国气候变暖的结果③。这一观点被学术界称为“衰退论”。另一种观点认为近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相比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例如，吴承明认为，从粮食总产量看，我国农业在20世纪以来仍然是增长的，到1936年达到高峰。他说：“总体看来，我国近代农业生产力是有一定发展的，生产方法也有所变化。发展甚慢，但基本上还能适应人口增长的需要。变化极微，但也不完全是老样子了。”④ 这一观点被称为“发展论”。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侧面论述了20世纪20～30年代我国农业是发展而非衰退。如徐秀丽通过对华北平原粮食亩产量的考察，认为20世纪头30年，农业生产形势较好，粮食亩产已经大致回复到清盛世的水平，或许还略有提高⑤。更有学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持乐观的态度。如刘建中认为近代由于新技术特别是良种和化肥的引进，粮食亩产量和总产量在抗战以前都是增加的⑥；郑起东认为，1914～1932年华北农业得到较快的发展，粮食亩产量和人均粮食产量均处于上升的趋势⑦。慈鸿飞更为乐观，认为华北农村市场有了很大的发展，“其扩大程度远远超出前人已作出的判断”，20世纪30年代华北农民的收入水平几乎与同世纪90年代的纯收入差不多⑧，等等。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⑨，笔者从农政机关的设立、农业技术、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等几个方面对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河南农业问题进行研究，目的是通过对一个农业大省的农业问题的研究，探讨中国近代农业的“衰退”或“发展”的问题。 一 农政机关的现代化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农业成为政府关注比较多的经济部门，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农政机关明显增多，职责细化和分工明确。就省级农政机关而言，1927年6月，河南省新一届政府成立后，将原北洋政府的省实业厅改为建设厅，第一科专门“掌农林蚕桑渔牧之计划，管理及保护奖进农业经济之改良，农业渔业团体之组织，病虫害虫之防除，耕地之整理，荒地之垦殖”，第四科管理“农田水利之整治”的等事项。⑩ 建设厅还下设一些具有科研性质的农业机构。1929年，在尉氏、信阳、洛阳、汲县、商丘、辉县、南阳设立了7所农林实验场，同时将辉县、延津、登封3处林场统归建设厅直接管理。1931年，将7个农林试验场改组为专门试验场：开封园艺试验场，商丘麦作试验场，信阳稻作试验场，洛阳棉作试验场，汲县杂谷试验场，南阳桑蚕试验场，辉县畜牧试验场(11)。各试验场的职责为3个方面：一是调查，何者宜革，二是进行农业试验和改良，三是农业推广。(12) 1932年12月，又将农事试验场和林务局合并改组为5个农林局，各农林局进行农业科研，侧重点有所不同，如第一农林局，以麦作、园艺、森林为主业，花生为副业；第二农林局，以稻作、麦作、森林为主业，园艺为副业；第三农林局，以蚕桑、烟草、森林为主业，棉花为副业；第四农林局，以棉作、森林为主业，果树、园艺、麦作为副业；第五农林局，以麦作、杂谷、森林为主业，牧畜为副业。(13) 各农林局在农业方面的职责为：第一，调查。“实地勘察主要农作物及肥料之种类，土壤之性质，种植方法之适否，农具制造之精粗，以及蚕业、家畜之饲养状况”。第二，实验。即将调查所得“分别缓急轻重，切实加以实验，期得优良成绩”。第三，推广。“1.征集国内外各地农作物优良种子，先在场内种植，俟驯化后再推行民间；2.以本场试验所得之优良品种，编印栽培浅说，分发农民，使其依法种植，并担负失败赔偿责任。”第四，指导。“1.派遣技术人员分赴本区域内各乡村与农民直接联络，讲演种植新法，并就农民种植之作物指示其改进方法；2.每届年终在场内举行农产品展览会，先期布告农民，使之届时前来参观，借资观摩，并由技术人员轮流演讲，多方指示，期收宏效。”(14) 为了给人们改良和推广棉花提供技术服务，1934年3月，棉业统制委员会（简称棉统会）在太康设立了植棉指导所；7月，与河南省政府合作，在太康成立了河南省棉业改进所；11月迁至安阳，承办棉统会新购大寒集棉作场。1935年，设立郑州指导所和汝南指导区办事处；4月，总部迁至郑州，并添设了郑州、太康、洛阳、灵宝、开封5场及洛阳、灵宝、禹县、商丘、确山等指导所区；5月.迁到开封，设在河南大学农学院。(15) 此外，1933年，河南设立督察区后，要求“每区筹设规模完备之大农场，附设农林试验学校，及农林讲习班，本教、学、做三者并重之精神，借奠复兴农村之基础”。根据这一规定，河南省的11个督察区有9个设立了农场，从事农作物、园艺、畜牧等试验，并在农场附近设有农林试验学校(16)，成为集农业试验和人才培养于一体的新模式。这些具有科研性质的农业机关的设立，推动了河南农业由传统经验性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