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叙述，所以存在：文学史上的鲁籍作家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11）07－0005－10

      山东学者朱德发、李宗刚在评论李少群、乔力主编的《齐鲁文学演变与地域文化》时指出：“在齐鲁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作家，也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古代的李清照和蒲松龄到现代的王统照，再到当代的张炜和莫言，其在中国文学史上已经有了重要的地位。许多文学史书写都不吝笔墨，以专节等形式给予了深度的书写，也取得了学术上的重大突破”①。是言涉及两个性质殊异的书写群体，一是鲁籍作家，一是文学史家，强调前者在地方和国家两个层面有着同样出色令人鼓舞的文学表现，后者给予充分的关注与肯定。此中不言而喻的是作家与文学史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

      笔者尝试从文学史家主动参与创作的角度切入，去审视中国大陆境内以现代汉语进行创作，且被列入文学史的鲁籍作家，勾勒出另一番文学图景。这种做法主要建立在对文学生产过程的“再认识”上，相信文学在没有进入文学史，尚未经典化之前，仍然是一项“未竟的工程”（incomplete project），而作家及其作品存在与否，如何存在，恰恰是文学史家的审美判断和逻辑叙述的结果。

      一、文学未完成

      文本是构成文学的先决条件，因此研治文学时专骛文本，似乎是天经地义、最“文学正确”不过的事。这种见解在20世纪上半叶曾经大行其道。从二十到五十年代，英美新批评派为了纠正浪漫主义文评家依赖作者生平及创作意图以诠释文学的做法，乃大力鼓吹摆脱作者的束缚，要求立足于文本。不管是I.A.瑞恰慈（I.A.Richards,1883－1981）“诗是非指称性伪陈述”的说法，抑或约翰·克娄·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1888－1974）的“本体论”②，都把注意力导向文学作品本身，去探掘和把握文学的特质。然而过分强调文本语意的自成系统，以为完善独立，罔顾一切外界因素的作用与影响，其结果是割裂作品与作者、读者乃至社会、历史的联系，陷入封闭的臆读世界。

      于是，六十年代的反思氛围中传出开放文本的呼吁声，文学批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重心转向以往普遍视为被动的接受者。联邦德国的康士坦茨学派于斯崛起，树立了接受美学的旗帜。学派创始人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 Robert Jauss,1921－1997）主张，文学作品作为审美客体，必须借助于读者“期待视野的改变”才能实现其内在意义，因为“第一个读者的理解将在一代又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充实和丰富，一部作品的历史意义就是在这过程中得以确定，它的审美价值也是在这过程中得以证实”③。基于如此之认识，接受美学理论首先强调，文本在不与接受者发生关系的情况下，其结构形态是固定、不发生变化的，唯有通过受众的积极参与，不断的阅读，这“半完成品”或“潜存在”才获得了意义，“生命”得以延续。再者，不同的读者拥有不同的经验背景和审美感知，会对作品做出不同的诠释，这也否定了文本自具稳定语意系统的设想。

      至七十年代，法国社会学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倡导场域理论，并运用于解读古斯道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的小说《情感教育》（ sentimentale），文学批评的视线乃再一次转移。这回把批评的目标锁定在社会关系网络上，指出文学场域亦是权力场，当中的参与者不限于作者，还包括出版商、编辑、批评家、文学团体等，大家都在争夺资源与位置④。由此可见，作者并非文本的唯一创造者，拥有其他不同身份的参与者都对文本的生产起着实际的支配操纵的作用，是研读文学时必须考量的关键因素。

      简而言之，20世纪西方文学研究的对象发生了三次重大的变化：在初叶是舍作者而取文本，到中叶则发现读者，末叶提倡聚焦于场域参与者。这些变化使我们明白，文学并不等同于文本，作家写就文本并不意味着文学生产就此结束，其实还需要原先不受重视的读者和场域参与者介入建构、完成文学的过程。本文所提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家就兼属后二类——既是读者，也是场域参与者；既是受众，也是创造者。说他们创造文学，是因为他们经过专业的学术训练，能通过逻辑性、系统性的审美判断来为作家和文本创造新价值。换言之，“史”之不“言”，“行而不远”，作家和文本即使再出色再优越，倘若没有得到文学史家的价值叙述，亦是处于一种停滞的、“未竟”的状态。

      二、遗失鲁籍作家身份的经典化个案

      作为一个专用词汇，“鲁籍作家”强调作家原籍或出生于山东省，凸显其与这地域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隶属关系，因此不包括源自他乡但书写齐鲁风物人情的在地者。山东是儒家文化发祥地，历史传统悠久，精神积累丰厚。其文学源远流长，从汉魏六朝的孔融、王粲、左思和鲍照到明清两朝的王士禛、孔尚任、罗贯中和蒲松龄，可谓名家荟萃，持久辉煌。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不过短短百年，但也出现了一支阵容颇盛的作家队伍，包括原籍诸城的王统照和臧克家、蓬莱的杨振声和杨朔、邹平的李广田、黄县的曲波、枣庄的贺敬之、平原的邓友梅、文登的王润滋、济南的张承志和张悦然、朝城的食指（原名郭路生）、荣成的梁晓声等。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来自高密的莫言和栖霞的张炜，不断地生产优质长篇巨制，不仅叱咤中国文坛，更是载誉国际，令人另眼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