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11）04－0001－08 茅盾的一生是复杂的、矛盾的。他不平凡的经历，似乎可以作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面镜子。这“镜子”的影像既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在“解释世界”（知）和“改造世界”（行）二者间的矛盾选择，同时也展示了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社会生活中充当着“启蒙者”、“救亡者”、“被改造者”、“劳动者”——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不同角色。作为政治家，他有着中国知识分子近于“劣根”的软弱——书生本色；作为文学家，他染指政治，有着强烈的政治“参与”（介入）意识；作为杰出的作家，他又有着爱情、婚姻、家庭——情与理、爱与憎、欢娱和不可名状痛苦的矛盾。特别是在茅盾的文学生涯中有这样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批评家——作家——批评家，即作为“批评家”，前、后是矛盾的：一个是开放的、多元的，与20世纪世界文学同步的；一个是保守的、封闭的、一元的，抗拒、背离世界文学总体趋势的（这里有一段国情投映）。后者甚至是对前者的否定、批判（如《夜读偶记》对他早期倡导的自然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的全盘批判、否定）；前“批评家”与“作家”有矛盾，后“批评家”与“作家”也有矛盾。所以说，茅盾的一生充满矛盾。 怎样认识这一历史及其限制，我认为这不是个单纯的属于茅盾自身的问题，因为这首先是一个社会历史问题，是一种独特中显示出一般的文化现象，茅盾只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代表而已。在思想战线上，胡适可以说是中国现、当代历史上的“自由主义”的大师，也是一个典型。他在思想战线上的命运如同茅盾在文学领域一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胡适早年主张自由主义，呼唤民主、科学，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曾猛烈地抨击过蒋介石政府的封建专制。但不久，由于外患加剧，民族危急，他在《独立评论》上转向替统治者鼓吹社会重心和政治稳定，但很快又发现这种封建专制有碍民主化进程，却又迫于战争而说话无力。50年代，胡适在台湾蒋介石政府的专制政体的高压下，只好选择了“不说话的自由”。从积极自由转向消极自由，茅盾与胡适虽在不同的政治领域，却有着相似的处境，共同的文化心态。 一 限制的背后 殷海光在考察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时，特别强调，自上个世纪末严复、康、梁以下，到五四知识分子群体力量的形成，知识分子是先觉者，承担的是觉醒的启蒙者的历史重任，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直接或间接都有所贡献。不论是对新知识的灌输，新思想的引介，新观念、新方法的启迪，新制度的推行，还是对旧风俗习惯的改革，都表现出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热诚和高度的锐气，其感时忧国和对社会责任的道义担当都是十分积极主动的。历史经历了一场伟大的民族自救、复兴的战争之后，知识分子却面目全非，斯文扫地。特别是一场反“右”运动，秋风乍起，而草枯木黄，落叶纷纷。茅盾即经历了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茅盾参与文化启蒙和新文学的开创性工作。20年代，他一度参与政治斗争，为一个理想的主义而奋斗。三四十年代，他又投身到民族救亡的洪流之中。但到了五六十年代，他却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成了“被改造”的对象，甚至像批胡风，批“右派”那样，说了许多违心的话。穿上紧身衣，小心谨慎地生活，在无可奈何的失落中，他不得不主动认同这种政治文化。在1952年开明书店版《〈茅盾选集〉自序》中，他说： 一个人有机会来检查自己失败的经验，心情是又沉重而又痛快的。为什么痛快呢？为的是搔着了自己的创伤，为的是能够正视这些创伤总比不愿正视或视而不见好些。为什么沉重呢？为的是虽然一步一步地逐渐认识了自己的毛病及其如何医治的方法，然而年复一年，由于自己的决心与毅力两俱不足，始终因循拖延，没有把自己改造好。数十年来，漂浮在生活的表层，没有深入群众，这是耿耿于心，时时疚悔的事。……我首先应当下决心……从头向群众学习，彻底改造自己，回到我的老本行。[1]209－210 在白刃《战斗到明天》一书受到批判时，作为给此书作序的茅盾，特意在《人民日报》1952年3月13日发表了自己的检讨。他说： 这篇序，没有指出书中严重的错误，序文本身亦是空空洞洞，敷衍塞责的。这又是不负责，不严肃的表现。再说，当我走马看花似地看了这书以后，我的确也为书中某些写得比较好的部分所迷惑而忽略了书中的严重错误。而这，又与我之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是不可分离的。 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过程是长期的、艰苦的，要勇于接受教训，勇于改正；我接受这次教训，也希望白刃同志在接受了这次教训后，能以很大的勇气将这本书来一个彻底的改写。因为，这本书的主题（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是有意义的，值得写的。[1]177－178 作为一个作家，茅盾1949年以后中断了创作，理论文章偶然为之，但多数是言不由衷，“空空洞洞”、“敷衍塞责”，或今是而昨非、“唯一独尊”，对过去作批判、否定。一个作家靠“作品”说话，若没有作品，就等于失去作家的“自我”。50年代初期，他正是生活经验丰富、思想成熟，创造力旺盛的时期，本可大显身手，再留下几部力作，可是他搁笔了。毕生1300多万字的作品，80％写于1949年以前，前后形成了强大的落差，可以说1949年以后茅盾“不说话”了。在存在意义上的人生历程中，他这是一种新的选择，因为他想说话而不能，想克服心理上的矛盾，但又无力，最后只好把自己封闭起来。 人生处处充满了选择，作家创作是这样，批评家的批评也如此。一个作家愿意干什么，由他的选择所决定。这种选择一般情况下对作家来说，应该是充满了自由的内在张力和弹性，但对于当代中国作家来说却是极向的：或者选择“说话”的自由——大唱颂歌，宣传、教化、图解政策，配合政治形势，为工农兵创作，为工农兵利用；或者选择“不说话”的自由——中断创作，茅盾、巴金、沈从文等都是如此。否则，灾难很快就会降临。当然，茅盾的这种选择，有他的“自由”，但更多的是有他的苦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