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有言:“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也早借了苏鲁支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① 作者的这一自况引导了九十年来《狂人日记》中果戈理、尼采影响的持续研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当笔者发现列夫·托尔斯泰也著有同名小说《狂人日记》②,进而细读文本触及了两作主题学意义上的某种契合,便渐次意识到,这一契合极有可能开启别一比较途径,吸引识者进行平行类同研究,进而照亮鲁迅与托尔斯泰在面向同一主题、同一人物谱系时思想的神会冥契。 与鲁迅相似,列夫·托尔斯泰作于1884年4月的《狂人日记》,亦是自果戈理五十年前出版的同题小说获得灵感。作品以托氏1869年某月,去奔萨省廉价购得庄园,途中在阿尔扎玛斯过夜,精神突受不期闯入的死亡的惊惧的经历为基本线索,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揭示了“我”因“阿尔扎玛斯的恐惧”引发的思想危机,以及幡然醒悟后反被“人们的共同世界”视为疯子的遭际。 此作托氏生前未曾发表,与鲁迅的《狂人日记》间并不存在着直接的影响关系。虽说早在1907年托尔斯泰作品的第一部中译单行本《托氏宗教小说》便已经德国传教士叶道胜与华人麦梅生合译出版,内中收有的宗教题材小说如《人需土几何》、《主奴论》等,或叙说某人生前对土地的占有贪得无厌,及至死亡,埋葬他时却仅需区区三俄尺而已;或写一个为自己“靠智慧所积蓄起来的财产而自豪”的商人,在暴风雪中迷路,因某种神秘性的不安(舍斯托夫归结为“《狂人日记》中所描写的无缘无故的恐惧”)突袭,而舍身拯救随行的雇工,终以死同自己习以为常的全部生活彻底决裂……二作皆可谓自托氏的《狂人日记》中化出。鲁迅很有可能读过托氏的上述小说,其间的间接联系不应缘于鲁迅自己未曾述及便予以忽视。然而,笔者还是拟将这一同题写作现象界定为“平行性再现”,尝试着力揭示二作的价值关系,以取代事实关系。 恰如舍斯托夫指出的:“《狂人日记》可以被看做托尔斯泰五十岁以后所写的全部东西的总标题”③;而鲁迅三十八岁撰写的《狂人日记》,既是其前期小说的纲,亦可谓五四新文学的总序。 《狂人日记》不失为鲁迅与托尔斯泰创作历程的两个重要坐标。它标明了自此托氏遂从文学创作转向哲学、神学思辨的激变;透露了鲁迅渐次从文学家站位向思想家站位倾侧这一耐人寻味的伏笔。 当年友人书赠鲁迅思想架构之对联称其“托尼学说,魏晋文章”。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深受尼采的某些影响,亦遥感呼应了托尔斯泰一脉的精神气质。然而多年来,前者多有识者阐说,后者却鲜有慧眼辨析。以《狂人日记》为切入口而展开的鲁迅与托尔斯泰的平行研究,有助于将文本置于一更其繁复深广的思想史脉络中,重估其意义。 一 “末人”·“神人”·“超人” 如前所述,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应是鲁迅与托尔斯泰同题小说的共同影响源。 果戈理笔下的“狂人”,究其实质只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一个卑微的小人物,或谓一个“末人”。果戈理自己虽患过精神病,但严格地说,并未成为“狂人”——“他喜欢瞬间在悬崖上低下头,并感到头昏得可怕:他相信,那正是他想把头从极深悬崖移开的时候。他感到自己是被可靠的绳索系在人们的共同世界上的人。对他来说,游历神秘世界是自由的、不太危险的娱乐”④。合斯托夫的上述辨析提示我们注意果戈理与所谓“人们的共同世界”之间的若即若离、藕断丝连,而唯有彻底叛离这个世界的人方能称之为真正的“疯狂”。 果戈理的疯子发出的是这世上没有他安身的地方、常常身无分文的底层受虐者的哀鸣;而托尔斯泰藉“狂人”发出的则是处于一切都很完美的环境中、拥有财富,却终于不能忍受自身的“利益是建立在别人的贫困和悲哀之上”的自虐者的呐喊。与托尔斯泰笔意相似,鲁迅的狂人表层是“迫害狂”患者,深层却自觉为所属阶级的逆子贰臣,且敢于向“人们的共同世界”挑战。作为“自虐者”,外在社会环境的合谋迫害固然是诱因,但更至关重要的则是内心深处那永不止息的道德焦虑与自我拷问。 意味深长的是,托尔斯泰笔下的“狂人”是怀有基督教意识的灵魂的。小说述及主人公“完全发疯”的契机恰恰是其去教堂做礼拜,“认真祈祷和听人祈祷,深受感动”之时。蓦然间,神的“光把我照个透亮”,自此,从前以为是真实、合理、神圣的东西,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不该有的”⑤;而“从前以为是虚幻的东西,现在则以为是唯一真实的东西”⑥。“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从没有年代、“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中国历史中,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笔下的“狂人”承担着与托尔斯泰式狂人何其相似的反传统使命,却在宗教信仰上鲜有依傍。如果说后者赖有“人神”的光照,那么前者则更多地只能借重尼采式“超人”(也即“神人”)的意志与力量。小说中分明可见鲁迅用尼采式语词痛斥传统文化将“真的人”畸变为“末人”的悲愤。觉醒了的“真人”身陷末人们的共同世界里,反被末人视为“狂人”。《狂人日记》中这一“超人”身陷“末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分外孤独超拔的人物设置图式,在鲁迅此后的创作中不断复沓出现:《长明灯》中的“疯子”、《药》中的夏瑜、《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无不因之与身处困境孤绝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