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1）04－0005－10 相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是个新范畴，究竟选取何种认知结构或思维模式在这个新范畴中深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或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当下学界应该关注与重视的课题。 研究或书写现代中国文学史，对于各地区各民族各阶段生产出的不同形态的文学或形成的不同文学系统，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思路或框架结构进行归纳和梳理，整理出一个多元共生而又齐头并进的文学史轨迹，以便供治史者来发掘和书写。但是在笔者看来，以文化与文学互动关系构成的认知结构，来归并或梳理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复杂系统应似最佳选择。其理由之一是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极为亲近又极为纠结。文化是文学生成与发展的取之不尽的思想或美学资源，而文学不只是文化的载体和重要一翼，并且它本身就是一种审美文化；虽然不能说现代中国有多少种文化形态就能生成多少种文学形态，不过这种决定与被决定的直线因果关系，也导致一些文化形态与文学形态具有相当大的同质同构性，如政治文化与政治型文学的关系便可作如是解。理由之二是现代中国的新文学涌现往往是新文化思想出现在前或者并行出现。这种疑似规律的现象，恰恰说明文化思潮是为新文学的生成扫清障碍或者适应新文化的诉求而应运生成了新文学。由此可见，选取文化与文学互动的认识框架，不仅有利于梳理现代中国多种杂陈的文学形态或系统，构成一部清晰有序各得其位的文学通史，而且有利于揭示各种文学形态或系统的丰富多彩而又异同互见的文化意蕴，以及不同文化通过创作主体转化为异彩纷呈的审美意识。 一 在现代中国进程中存有的文化形态五彩缤纷，然而对文学生成与发展影响和渗染较大较深的不外是“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消费文化”。对这四大文化形态可以从物质层面去理解也可以从精神层面去阐释，若考虑其与文学关系的密切程度则从精神层面去探讨即形成何种文化思想或文化意识，将其理解为一种观念形态更宜于与文学这种审美意识进行衔接和焊合。共时性考察，现代中国涌现出的“政治文化”既有君主立宪政治文化、三民主义政治文化，又有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苏式”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虽然诸种政治文化形态之间及其本身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和冲突，但是它们的涌现大都以“救国、建国、强国”三大政治主题及把中国人从政治压迫、经济剥夺和社会贫穷中解放出来为旨归的，因此它们在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爱国主义意识、以及独立、平等、民主、法制等思想上具有趋同性和互通性；而这些政治文化形态是通过“民族、国家、阶级或集团等政治实体所建构的政治规范和权力机构，是通过营造成某种流行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政治感情来影响于文学创作的。”[1](P9)所谓“新潮文化”，主要指启蒙理性主义（个性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等）文化、现代主义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所以冠以“新潮”是因为它们源于西方先锋文化思潮。实际上也应该把“政治文化”纳入“新潮文化”，因为它们也是从西方政治思潮中汲取的；不过这里所说的“新潮文化”着重从伦理道德或人本哲学的层面来理解。如启蒙理性主义不论其包涵的自由精神、民主精神、科学精神或平等观念、博爱意识，都能在思想层面或情感层面启示或唤醒人们摆脱蒙昧主义、神权主义、禁欲主义和专制主义，朝着解放自我关爱众生的人道之路迅跑，处理好人与人之间互尊互爱而不是互仇互怨的关系，使人真正消除奴性而变成一个理性自觉者。而现代主义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始终没有在中国扎深扎牢根基，两者都属于非理性主义文化，前者关注人的意志力或生命强力以及弗洛伊德所追求的所谓潜意识，使人冲破理性万能的桎梏获得像尼采、萨特等人所说的绝对自由，从更深更广的神秘无意识层次认识人自己；后现代主义文化并不完全否定现代理性，它所解构的是主体论或理性决定论或权力中心话语，承认人的意识的无序性、非逻辑性以及各种欲望的合理性，而在追求人的绝对平等绝对自由绝对解放上与现代主义文化又是相通的。即使社会主义伦理文化也强调解放全人类，强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公仆意识”，强调自己解放自己，这都体现出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精神。尽管“新潮文化”的不同形态之间有差别甚至有异质性，然而它们在关注人的命运、关注人的解放和关注人的生命上却有相通性，即体现出一种从人的不同层次予以关爱的人文主义情怀；它们与“政治文化”的不同形态也有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但是就其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和渗染来看，“新潮文化”比“政治文化”更直接更深透，尤其对新文学或现代文学的创构所产生的功效更大。所谓“传统文化”，主要指仍活在现代中国的古代文化传统，既有儒佛道文化又有民间文化，既有少数民族所信奉的宗教文化（如藏佛文化、伊斯兰文化等）又有地域文化（如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中原文化等）；而“传统文化”的内涵驳杂，层次也多，异同关系极其深微，论述清晰并非易事，这里只能粗略述之：古代文化传统的儒佛道三位一体文化曾是正宗文化，其影响既深且广，虽然儒家文化在五四文化运动中遭到重创，但它在当下趋于复活；从政治伦理层面来看儒学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并没有被完全否定，现代的政治伦理中仍有它的影子，而从道德伦理层面所认知的“仁者爱人”“泛爱众”的博爱人道主义似乎具有了普世价值，可以与“新潮文化”的博爱观念和基督教文化的博爱意识相联通。道家文化的自由潇洒、逍遥浪漫的个性张扬精神以及佛教文化的普度众生的大慈大悲大爱精神，既与现代文化意识可以沟通又活在现在中国人的心中。至于“民间文化”自古就包涵着各民族的民间文化，尽管有的研究者认为它“藏污纳垢”，然而它还蕴含着自由自在的个性意识、行侠仗义的英雄精神、以平民为本位的人道意识、敢于把皇帝拉下马而主张“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叛逆精神，以及对坚贞不渝爱情的美好向往等，这是民间文化的精华也是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值得光大弘扬的。藏佛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各地域的文化，既与古代正宗传统文化有密切联系又有自身的精华，一直延续到21世纪仍有不朽的生命力，而这种不朽的生命力正是可以贯通各种形态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今天对古代传统文化的再挖掘再发现就是要以其丰赡的人文精神来补救现代人文精神的匮乏。古代传统文化对现代中国各民族各地区的各种文学形态或系统的影响和渗染有的是有意识的而大多则是无意识的，如同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般。所谓“消费文化”，主要指传统商业市民文化与现代都市的消费文化，但这种消费文化在现代中国的产生是伴随着清末民初上海、天津等现代化大都市的出现而兴起的，由于现代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和庞大文化市场的崛起以及市民阶层的文化欲望膨胀，故而以商品化、娱乐化、享乐化为特征的消费文化就形成了，台港澳地区的消费文化也早日出现了，而大陆真正具有现代色彩的消费文化的喷涌则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虽然它与政治文化可以共谋又拒斥启蒙理性主义文化而属于非意识形态文化，但是它对社会文化心理的渗透及对现代中国各民族各地区文学的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这主要因为现代消费文化具有的公民性、世俗性、受控性、普泛性、包容性、雅俗性六大功能特征所致[2](P240－242)。 若从历时性考察，可以发现“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消费文化”对现代中国各种形态或系统的文学渗染，在1900至1929、1930至1976、1977至2010这三大历史阶段所产生的功能特征是不同的。先说第一个历史阶段的“政治文化”、“新潮文化”、“传统文化”和“消费文化”，随着历史的嬗变在互动互促中是如何影响和渗染现代中国文学的。所谓“政治文化”从广义上说，是指“在一定文化环境下形成的民族、国家、阶级和集团所建构的政治规范、政治制度和体系，以及人们关于政治现象的态度、感情、心理、习惯、价值信念和学说理念的复合体”[1](P7)。笔者拟从政治权力和政治观念这两个维度来探析政治文化。现代中国文学开端的维新变法以前，马建忠、王韬、陈炽、郑观应等人就公开提出效法西方“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的设想，主张在中国设立议院[3](P72－73)；而维新变法的政治改良纲领的最核心内容则是“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即效法西方君主立宪制度，改革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3](P87)。虽然这场政治变革流产了，维新派的“权力客体”地位并未取代清王朝的“权力主体”地位，而后者仍然掌握着政治权力控制中心，可以调动兵力把维新运动暂时镇压下去，但此时清王朝的权力主体地位却摇摇欲坠，政治权力控制中心已不可能再搞什么“文字狱”了。因此，维新派所鼓吹的西方民主政治思潮以及进化论、天赋人权说则成了社会舆论中心，营造着社会政治心理，改变着人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使人们认识到“要救国，只有维新，只有学外国”，而“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学习”[4](P1470)。维新派尽管处于权力客体之位，然而却操控着宣传和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治学说的舆论权和话语权，因此所造成的政治文化生态和政治氛围，不仅有利于梁启超倡导的政治小说、时政散文的生成以及晚清的爱国政治诗篇的繁荣，而且更有利于新潮启蒙文化的弘扬及其“新民”启蒙文学的昌盛。虽然民主政治文化对“传统文化”有点抑制或抵触，但由于它的兼容性仍使各种传统文化得以存在，在它的渗染下古代正宗文学和各民族的民间文学都有所变化。特别是晚清的“消费文化”在“政治文化”思潮的激荡下，配合上海天津等现代城市的崛起，也欣欣向荣地发展，直接导致通俗市民文学的兴起。在反思维新变法失败教训而掀动起来的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权力主体而成立中华民国建立了新的权力主体，孙中山于1905年10月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则是共和国的政治纲领，其中“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此次国民革命与“前代殊”的，“虽纬经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5](P296)。这就进一步通过辛亥革命实践强化了民主主义政治文化观念的宣传，越发深入人心了。虽然辛亥革命获得了权力主体地位，但是民权主义没有真正实现，政治权力控制中心也没有牢固建立起来，而革命果实则被北洋军阀政府吃掉了。尽管如此，从民初到五四前的民主政治文化曾与孔学为代的传统政治文化激烈交锋；不过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以南社为代表的革命政治文学有了发展，古代文学也出现回光返照，消费文化渗染下的以礼拜六派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生长势头很猛，而新潮文化影响下的启蒙文学大有被政治文学和通俗文学遮蔽之势。鉴于辛亥革命只有民国之名而乏民国之实的历史教训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全球出现的新思潮以及救亡图存的急迫要求，继维新变法以“新民”为宗旨的思想启蒙运动之后而在五四时期及20世纪20年代便掀起一场更广泛的以“人”为本位的思想启蒙运动，“政治文化”和“新潮文化”捆绑在一起形成多层次多元化的巨大思潮汹涌而至；虽然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的科学主义和民主主义占据思潮的中心位置，但是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思潮如俄式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社会主义、无政府社会主义等也杂陈于思想界。从政治层面看，其中的民主主义政治文化和俄式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为众多先进知识分子所认同；而从道德伦理层面来看，大多数新文学先驱者或青年作家则选择了这多元新潮中所蕴含的自由主义、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甚至现代主义（即新浪漫主义）等文化意识。前者政治文化思潮，与孙中山在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国大会上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确立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有相通点；也与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的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所指出的：“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即因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便可得到独立和比较的自由”[6](P100)的民主主义政治纲领的精神相吻合。这应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政治基础，此时国民党作为政治权力主体在政治权力客体的有力协助下，便于1925年发动的北伐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正是在这种民主主义政治文化思潮的驱动和渗透下，五四文学革命与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轰轰烈烈地掀动起来，文学创作中出现了反帝反封建两大政治主题。后者新潮文化的渗染，在理论形态上提出了白话文学观、人的文学观、平民文学观、为人生文学观、生命文学观等；而在创作实践上则出现了启蒙文学、写实文学、浪漫文学、象征文学等，使新文学或现代文学真正在现代中国多元共生文学总系统中大放异彩。五四及20世纪20年代的“传统文化”虽然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到激进主义的猛烈批判，但它所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封建专制主义及其“吃人”的伦理道德，并不是否定所有的传统文化，正宗传统文化中的民主性精华和具有超越价值的“泛爱”精神以及民间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则得到了发掘和承传，即使批判过的传统文化在民主政治文化所营造的文化生态中仍可存活下来。所以在传统文化渗染下的古代文学样态、“旧瓶装新酒”式的文学、文言文学等仍可以营造，与新文学或现代文学形成并举互补的格局。至于“消费文化”渗染的通俗文学并未因为新青年派、为人生派的批评而消匿，相反它是在与新文学的竞争中而获得大发展，涌现出像张恨水这样的通俗文学巨匠。此时期的港台地区的文学受到新潮文化的影响，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皆有发展，与大陆新文学构成相互辉映的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