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非”参加“中国诗坛一九八六现代诗群体大展”并获得巨大声名之前，《非非》创刊号和《非非评论》第一期就已以“非法出版物”形式相继产生，并以寄赠方式传播到了部分诗人和学者案头，从而引起纷纷议论，获得了“追求一种新的文化价值”① 之类的评价。这使得“非非”发起人周伦佑所在地西昌和纸质“非非”生产地成都，与国内读者发生了更为频繁的联系。一九八六年八月底至九月，周伦佑和杨黎就“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周伦佑处平均每天收到读者来信四十封左右，此情况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七年）。周伦佑和蓝马忙于给索要《非非》的读者寄赠刊物、解答读者在信中提出的与非非主义有关的各种问题”②。若稍稍注意一下“没有合法的刊号”这一前提，那么，在“读者来信”和“解答问题”这种带有鲜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色彩的现象背后，“非非”活动的复杂、“非法”的生产方式，以及这些状态和方式隐含的意义，也就很容易成为问题所在。 有关“非非”的种种物是人非，在诗人们的回忆中被不厌其烦地一再述及，这种不停的自我追忆其实也是一种有趣现象。如果暂时撇开对其原因的探析，这些回忆也就成为了考察《非非》生产方式、传播方式的重要参照。埃斯卡皮指出：“凡文学事实都必须有作家、书籍和读者，或者说得更普通些，总有创作者、作品和大众这三个方面。于是，产生了一种交流圈；通过一架极其复杂的，兼有艺术、工艺及商业特点的传送器，把身份明确的（甚至往往是享有盛名的）一些人跟多少有点匿名的（且范围有限的）集体联结在一起。”③ 若由此来关注“非非”诗群活动，那么，在西昌与成都之间隐含着什么样的交流圈，《非非》究竟有着何种独特的生产方式，它与合法刊物的运行有何差异，与彼时单位制度之间有何矛盾，也就成为了从文学社会学视角来进行考察的主要问题。正如皮埃尔·弗朗卡斯泰尔在谈及艺术社会学研究方法时所说：“此种研究的直接目的并不在于发现通常支配整个人类社会的永恒的规律，而在于把握一时的，或者可以说是历史的现实”④，这里的考察也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特殊的“历史现实”。 一、从西昌到成都：《非非》的创办与印制条件 一九八六年“非非”创建时的筹谋场景，诗人吉木狼格有如此叙述：“他（周伦佑）说‘非非主义’不应受地域的限制，我们要约成都的杨黎、尚仲敏一起干。《非非》上作者的覆盖面要广，如重庆的何小竹、李亚伟，杭州的梁晓明、余刚等。这是一个周密的计划，实施也要周密，《非非》没有合法的刊号，蓝马建议出刊前一定要小心，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一切准备就绪，周、蓝带上稿和筹集的经费神秘地离开了西昌。”⑤ 周伦佑等“神秘”前往的地方是成都，他们由此展开了西昌与成都及其他城市之间的“非非”活动。但是，八十年代时西昌至成都要在火车上蜷缩整整一夜，他们为什么要舍近而求远呢？ 不妨先考察一番“非非”主帅周伦佑文学活动的圈子。在印刷《非非》之前，周伦佑的活动重心就已从西昌转移到了成都，后来加入“非非”圈子的许多诗人也已走马登台这座城市。八十年代初，“成都的文学氛围很浓，成立不少文学社团，经常举办各类讲座。诗人和诗歌爱好者在这样的氛围里交流彼此的诗学感悟或者华山论剑”⑥。在一九八四年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成立前夕，盆地中具有前卫性质的诗歌圈子，也大都把活动中心放在了成都。周伦佑一九八三年借调到《星星》诗刊编辑部做见习记者，由此进入成都诗人圈并逐渐获得了发言权。他与黎正光、廖亦武一起号称成都诗人“三剑客”，“三人在一九八三年秋天召开的‘四川省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对主流文学观念的公开挑战，使盆地窒闷的空气开始流动”⑦。周伦佑接着参与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的组建，并担任副会长兼秘书长职务。尽管诗协内部事故连发，于一九八六年四月二十八日解散，周伦佑的交往圈却由此得到扩展，并获得了一些象征性的名义和资源。在后来的“非非”活动中，他就多次借用“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的介绍信，以促成刊物变为铅字。一九八五年，周伦佐、周伦佑在成都开始“走访讲学”，商定“先到川师，再去重庆，然后顺江而下去武汉、南京……随后北上安徽、北京”⑧，这种视野的形成与成都的既有氛围也不无关系。可以说，成都对周伦佑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使得他在筹谋“非非”之时，就有了“不受地域限制”、“覆盖面要广”的远见。 除开成都，周伦佑在西昌也一直有着活动圈子。其妻后来说道：“他在四川及全国有了一定的影响，他的文学活动也更多地转到了成都，但也并没有疏远西昌的朋友，只要回到西昌，他仍然是朋友们的中心。”⑨ 早在“文革”期间，周伦佑与后来的“非非”核心人物蓝马（王世刚）等人就相交莫逆，还一度准备编印刊物《钟声》，“并为这事与周伦佐、王世刚、刘建森等多次商量，叫王世刚、刘建森想办法弄油印机；并专程为这事到成都与黄果天商谈”。事虽不成，在他妻子心目中却有着“可以看到十年以后诞生的《非非》杂志的雏形”的意义。一九八○年周伦佑在《星星》诗刊发表《致母亲》一诗，西昌诗友就大受鼓舞，常来周家席地座谈。其妻回忆：“那个时候，我们位于医院的简陋宿舍经常是高朋满座。”但是，西昌毕竟偏居横断山脉南麓，距成都五百多公里，彼时仅为蕞尔小城。这个“一年中，起码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人们可以在月光下看书”的美丽“月城”，在一般人甚至本地人心目中，“是一个远离文化中心的封闭的小县城”。周伦佑妻子就有如此言说：“我清楚他一个人在西昌那种偏僻封闭的环境中进行文学探索的艰难，我支持他走出西昌成就自己。”⑩ 一九八八年，在西昌创办民刊《女子诗报》的晓音也有类似说法：“这所城市的人都把省城当做天堂。像《非非》诗刊主编周伦佑一样，我与女诗人小林带着两百张报纸乘车到成都发送。”(11) 这种真实的“双城记”，可谓点画出了两个城市在文学版图中的不同位置。每当周伦佑从成都返回西昌，聚集交谈的朋友也是“更需要从他那里了解外部世界的各种信息，更希望分享他的诗作和理论思考带给他们的振奋”(12)。从诗人圈子和文化氛围来看，西昌毕竟远逊省城成都，这无疑成为了周伦佑创刊《非非》时“神秘”前往成都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