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份“纯文艺”刊物的诞生 《文学杂志》由朱光潜主编，创刊号于1937年5月1日出版，之后，每月1期，24开本。编辑会议的地点设在朱光潜家里——北京慈慧殿三号①，编辑完毕后由北平的京华印刷厂排印，再寄到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创刊之初，确定为8位编委：朱光潜、沈从文、杨振声、朱自清、叶公超、周作人、废名、林徽因。由于8位编委都在北京，后考虑到商务印书馆的意见，又增添了上海的李健吾和武汉的凌淑华，共10位编委。 关于创刊缘起，助理编辑常风追忆了其中的细节——1936年夏季，邵洵美携女友项美丽游北平，沈从文、杨振声在同和居设宴款待，朱光潜和常风受邀作陪。后来，邵氏在同样地点答谢东道主，席间他提议与众人共办一个大型文艺刊物，由北平作家编辑，归他在上海的书店出版，众人泛泛表示赞同。大约一个月后，朱光潜在寓所召集沈、杨等人商议此事，大家赞同办刊，但反对与邵合作，因其在上海遭受左翼作家围剿，与之合作恐会卷入派系之争；而且刊物既归邵氏出版，很难保持独立性，恐怕会变成《论语》一类的通俗刊物。当时梁思成在座，建议如在北平办刊，刊名可叫《大都》。② 但此事一直没有定准。真正在《文学杂志》创办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乃是胡适。当时，他正在美国出席第六届太平洋国际会议，一直到1936年12月10日才回到北平。胡适回国后，大家才一锤定音，决定创办《文学杂志》。据《胡适日记》记载：“37，1，22，杨振声、朱光潜、沈从文来谈办文学月报及文学丛书事。”胡适与杨振声、沈从文等商议，由朱光潜任主编，组织一个8人编委会。何以如此？50年后出版的《朱光潜自传》追叙了原委—— 当时正逢“京派”和“海派”对垒。京派大半是文艺界旧知识分子，海派主要指左联。我由胡适约到北大，自然就成了京派人物，京派在“新月”时期最盛，自从诗人徐志摩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就日渐衰落。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一个八人编委会，筹办一种《文学杂志》。编委会之中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和我。他们看到我初出茅庐，不大为人所注目不容易成为靶子，就推我当 《文学杂志》出版两期之后，《独立评论》登载了商务印书馆广告，这样交代创刊缘起—— 本馆在一二八前所刊行的小说月报，已有二十多年悠久的历史，向来被认为专载文艺的唯一刊物，民十革新后，又成为传播新文艺作品的有力的机关，自一二八停刊到现在五年多时间内，屡得爱好文艺的读者，来信要求我们复刊。本馆为适应读者需要计，遂决意来编印一种文艺刊物，定名《文学杂志》，不再袭用小说月报的旧名。④ 胡适联络资金雄厚、信誉良好的商务印书馆负责出版，亦有助于扩大杂志知名度，保障发行管道的畅通；而且编辑队伍以北大、清华的知名学者为依托，具备了强势的符号资本。在战前4期的编辑事务中，沈从文、朱自清也起了很大作用，朱光潜的《敬悼朱佩弦先生》可与此参证。 该刊封面由林徽因设计，线条简单凝重，色彩朴素，以宋体字写就刊名，配以内容的老成持重，相得益彰。第1卷登载了商务印书馆的书刊广告，复刊后第2、3卷的广告锐减。同时，为保证刊物的严肃性和纯粹行，该刊拒登商业广告。第1卷的4个期号均有《编辑后记》，第2、3卷取消了后记。每期篇幅8万字左右，至于不同文体的篇幅分配，创作约占五分之三，论文和书评占五分之二，较诸流行文艺刊物，该刊着重后者，遂成一大特色。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主编有意模仿当时欧洲著名文艺刊物的编配方法。⑤ 该刊通常在出版期之前40余日发稿，“每期销行都在两万份以上”，以其新鲜的面目和独特的主张，被热心的评论家誉为“值得叫人凝眸注视的一个奇迹”⑥。鉴于来搞拥挤，从第3期开始，主编把篇幅扩至9－10万字。遗憾的是，1937年8月出版第4期后，就停刊了。 1946年12月下旬，商务印书馆提出让《文学杂志》复刊。杨振声建议重组了5人编委会：朱光潜、沈从文、杨振声、冯至、姚可昆，在同仁一再邀约下，朱氏仍任主编。1947年6月，《文学杂志》在北平复刊，第2卷出齐了12期，第3卷出版至6期，彻底终刊。饶是如此，该刊的纯文学取向和自由主义立场没有改变。发刊词《我对于本刊的意见》把“在读者群众中养成爱好纯正文艺的趣味与热诚”作为自我定位，并自负地宣称“在陈腐枯燥的经院习气与油滑肤浅的新闻习气之中，辟一清新而严肃的境界”。1947年的《复刊卷头语》进一步声言：“采取宽大自由而严肃的态度，集合全国作者和读者的力量，来培养成一个较合理想的文学刊物，借此在一般民众中树立一个健康的纯正的文学风气。”坚持学院色彩、抵制大众化的《文学杂志》自然难入左翼人士的法眼。某位批评家以讽刺的口吻说：“十年之间，现实经过了急遽的变化，使人奇怪的是：文学杂志复刊后的内容，和它对现实与文学的态度，较之十年前并没有进步。”⑦ 《文学杂志》秉持开放宽容的编辑方针，在内容编排上可见一斑，它网罗了不少著名老作家，也被观察家批评为“京派味儿重极了”⑧。 二、《文学杂志》对“现代诗学”的研讨 新文学的开山胡适在1935年回顾新文学的历史时，强调新诗理论“特别多”，并对其原因作了中肯说明⑨，这种诗论特多的趋势在三、四十年代仍在持续，并且从新诗问题扩展到对整个汉诗的研究和更具普遍性的诗学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不少颇有理论深度的论著，以至于朱光潜把“诗论发达”列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四大特征之一，并且欣然首肯说：“这是好现象。”⑩ 后来，他在《诗论》“抗战版”序言中指出，诗学研究在中国向来贫乏，因为“一般诗人与读诗人常存一种偏见，以为诗的精微奥妙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其次，中国人的心理偏向综合而不喜分析，长于直觉而短于逻辑的思考”。(11) 包括朱光潜在内的多数京派文人，学养和才华兼具，在诗学建设上贡献良多。《文学杂志》登载了不少诗论，涉及旧诗、新诗与外国诗的批评与研究，还有一般意义上关于“诗”本体的理论思考，这些诗论已超出了“新诗理论”的范畴，按照解志熙的说法，应该置于中国“现代诗学”的名下。(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