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芜先生的周作人研究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他之前我国学术界可以说还没有开展真正的周作人研究，因此他的研究是具有里程碑式开拓性的。通过自己的认真读书大胆探索，他具有远见地指出：“周作人的身上，就有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一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运动史。”① 大家知道鲁迅被称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通过鲁迅再来研究周作人，就可以全面地统观整个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他的研究远见和开拓性的研究实践，为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研究拓宽了视野，从而为整个现代文学研究打开了另一扇大门。 早在1985年他就发表了《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应该研究》的重要论文，指出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课题，充分肯定了周作人研究的价值。次年4－5月，他的《周作人概观》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刊载，这是一篇全面论述周作人是非功过以及周作人研究重要性的论文，可以说此文的发表是新时期周作人研究史上的重大突破。11月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根据当时某刊发表的所谓“周作人的一组新材料”，举行研讨会。舒芜先生在会上应邀作了发言，全面驳斥了这组颠倒历史事实的所谓“史料”。由此开始，在后来的20多年时间里周作人研究成了舒芜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先后出版了《周作人概观》、《知堂小品·序》、《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周作人的是非功过》（增订版）、《回归五四》等重要学术著作，把周作人研究推向成熟；此后又不断扶植新人，为后来的研究者的新书作序写评论，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在这一领域取得的成绩为学界所瞩目。他的周作人研究的精彩论断和基本观点，成为后来从事周作人研究的学者们绕不开的重要参考文献。 统观舒芜先生的周作人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鲁迅 鲁迅研究一直是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显学，多年来一些研究者虽然不断地利用周作人的《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和《鲁迅的青年时代》作为重要资料，也有个别文章以批判周作人来弘扬鲁迅精神的所谓比较参照，但是还没有开展真正的文本对比式的比较研究。舒芜先生指出：“鲁迅的存在，也离不开他毕生和周作人的相依存相矛盾的关系，不了解周作人，也不可能了解一个完整的鲁迅。”② 很长时间以来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对于鲁迅的研究几乎都是孤立的、单独的研究，很少拿他的弟弟周作人来作为参照系；而在五四时期则完全不是这样，他们是作为“周氏兄弟”同时出现的，且相互配合、共同承担着启蒙的工作，成为我国新文学史上的双星。但由于周作人后来在政治上的变化，使得长期以来，无论在文学史还是思想史上，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或是回避了。回首“五四”前后，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并肩战斗、互相配合，在与封建文化对阵的战斗中打了几次漂亮的大仗，那个时候他们堪称“兄步弟亦步，兄趋弟亦趋”③，正是由于二人同心同德的努力和配合，在那一场场论辩和一次次创作实践中，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又同时获得了卓著的声名，然而最终却同出殊归，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一个充满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最终成为了民族英雄；一个遁入苦雨清茶的隐士生活中转而经营“自己的园地”，最终沦为了文化汉奸。如此天差地别的对比，留给后人无尽的遗憾和沉思。 在这种情形下，还原那段尘封的历史，将周作人重起于地下，恢复他的本来面目，寻找他与乃兄亦步亦趋的战斗历程，印证兄弟失和前的那段鲜活的历史，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从而映照出鲁迅的那段独特的人生和同胞情谊的经历，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识的。舒芜先生的鲁迅和周作人比较研究正是立足于此，正如舒芜先生陈述到其必要性时提到的那样：“我们只有在矛盾的统一中才能更好地研究矛盾的两面，而鲁迅、周作人就是一个统一的矛盾的两面……鲁迅、周作人所走过的道路，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当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④。 毋庸置疑，周作人的研究本身就拓展了鲁迅研究的视野，从而为鲁迅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领域，这就是研究鲁迅与同时代人，而鲁迅与同时代人的比较研究的起点就是从他自己身边的胞弟开始。这一领域的拓宽对于鲁迅研究的丰富性起到了极大作用。何况作为兄弟，周作人与鲁迅出身于同一家庭，有着相似的成长历史、教育背景、读书经历及文化结构，在南京和日本求学的时代，互相督促扶助，回国后又共同历经辛亥革命和投身五四运动，北大教书生活、女师大事件的共同态度，共同的写作生活，这其中最了解此时期鲁迅的人无疑就是他的弟弟周作人。因此周作人的回忆无疑是重要的，当然研究周作人和鲁迅的关系与这一阶段的历史、文章与生活对鲁迅研究的意义非同小可。舒芜先生深切地指出：“可惜解放以来……对周作人一生的是非功罪，研究得太少了，结果是自己把自己的眼睛蒙住了一半，致使我们对整个新文学史，对于三十年代的右翼文学，对于鲁迅，都理解得很片面，很模糊”⑤，这是舒芜先生高屋建瓴的精彩之笔，他不但指出周作人研究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全面地了解鲁迅，而且还另辟蹊径指出这一研究对于了解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化史的独特意义。当然对于周作人的研究不能仅仅着重研究他们兄弟怡怡、紧密合作时期的方方面面；舒芜先生更提醒人们还应该注重研究弟兄失和、决裂之后，在他们二人身上体现出来的异同。他通过对比大量的资料充满信心地指出：“尽管他们越来越走上相反的道路，先前的不明显的差异一一显现和扩大，在现实的急剧发展中更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和对抗，纵使如此，他们之间仍然有许多相同：相同的回忆，相同的印象，相同的论点，相同的判断，甚至所用的语言也往往不约而同”⑥。舒芜先生1989年发表的《不为苟异》就是以辩证方法研究得出的成果，这篇论文从九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二周失和之后仍不自主地表现出种种相同之处，分析了共同经历、知识结构、性格异同等对兄弟二人造成的影响。与一般研究中总是习惯性地着眼于挖掘兄弟失和之后的相悖之处相比，舒芜先生这种目光是独到的，见解也是深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