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长征的结束，使得西北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随着革命中心向延安的转移，革命文学也被拉入到一个新的生长环境和运行轨道。革命文学最终完成了“上海—延安”、“城市—乡村”的中心位移，从此在一个新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外部的战争环境中开始了新的行程。 革命中心的转换不仅意味着一个新空间的创造，也意味着新的时间的开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① 中明确地指出了这种空间位移的时间（历史）意义：“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② 地域上的偏远并没有导致解放区文化上的边缘感，相反，这里却升腾出一种自觉、自信的文化中心意识。空间上的中心意识蕴藏着鲜明的历史（时间）内涵，支撑着它的是一种建立新中国、创造新历史的崇高感和神圣感。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叙述中，作为空间存在的解放区成了与历史时间中的未来相对应的光明、进步的象征和新世界的代名词，而其他区域则更多地与黑暗、落后、腐朽没落发生着必然联系。 上海曾是一九三○年代左翼文学的中心，抗战的爆发使这个中心难以继续存在。让夏志清也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因为共产党的势力和声誉日渐增长，延安在那时候也成了文化中心”③。延安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吸引了众多满怀救国热情、同情革命、对国民党政府失去信心的知识分子的目光。随着中共新根据地的稳固，大批作家从上海或经大后方辗转迁徙到延安。据周扬后来回忆，在解放区文学发展的早期，延安的作家中大部分“都是上海去的”，“而且大部分都是过去的左翼，或者是党员”④。左翼知识分子在解放区的大规模集结，标志着革命文学中心空间转换的开始。 地处偏远的根据地虽然拥有一个相对和平、安宁的小环境，但笼罩在它四周的却是战争这个大的背景。陈思和注意到了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战争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指出：“战争文化要求把文学创作纳入军事轨道，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一种动力，它在客观上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⑤ 的确，战争不但把文学拉入到一个非常的境地，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和平时期的文学秩序，对文学规范的形成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⑥ 与战争相伴而存的是不同的政治集团和政治观念之间的错综复杂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则更为直接地导致了中共对解放区内部文化规则、机制等方面的策略性调整，影响到解放区文学秩序的宏观建构。文学与革命和战争的历史相遇引发出的则是文学自身的原则与种种外在限定性因素的矛盾和冲突。投奔到解放区的作家中相当一部分原本就拥有中共党员的身份，而另一部分虽然并非中共党员但却属于左倾、进步的知识分子，这些作家无疑对解放区怀有一种认同的情感和理念。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来说，在来到根据地之前，解放区还只是存在于头脑中的抽象的向往对象。当他们面对一个真实的解放区时，那种汹涌在心中的浪漫激情不得不沉静下来。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现实的、严肃的问题：在这种革命的、战争的特殊环境中，文学如何与解放区的政权建立一种适当的关系；作家如何转换角色，将知识分子的身份与革命和战争的历史情境统一起来以防止历史的偏离和误差。 文学的形态总是和它的生态环境相适应的。上述诸多无法人为改变的客观存在要素作为主要方面共同构成了环绕着解放区文学活动的开放性的生态环境。在这个环境系统中，作家与农民、共产党与作家、革命文艺与民间文艺等构成性要素之间在一个整体的时空中发生着复杂、紧密的互动关联，在确定的条件下决定着解放区文学活动的性质和功能。 事实上，无论是苏区作家还是来自上海等地的左翼作家，他们在解放区相遇之后都将面临着一种新的“历史力量”的整合。新的时代有新的历史任务、新的文艺方向，而面对新的时代，作家亦应及时调整自己的写作姿态。毛泽东将他讲话的目标特别针对了那些外来的左翼知识分子作家：“亭子间的‘大将’‘中将’”到了延安后，“不要再孤立，要切实。不要以出名为满足，要在大时代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来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完成艺术的使命和作用”。一九三九年五月，毛泽东为鲁艺成立周年题词，提出“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创作主张④。在延安整风之前，毛泽东就注意利用各种场合时时提醒作家保持与“历史”的联系。他不但对作家提出种种期望，同时还亲手绘制文学的“蓝图”。这一连串的言行与其说是一种倡导，还不如说传达了毛泽东对文学现状的不满和急于改变现状的焦虑。 在刚刚来到陕北时，丁玲就已经意识到她进入的是一个“新的世界”。在《文艺在苏区》中，她这样写道：“过去的十年中，中国曾有过两个世界，一个是荒淫靡烂，一天天朝堕落灭亡的路上走去，另一个新的世界却在炮火的围墙里，慢慢的生长，慢慢的强壮了。新的制度，新的经济建设，新的军队，一天天的稳固，一天天的坚硬，而新的人格，伟大的个性的典型也产生出来了。这就是炫耀了同时代的地球上所有人类的苏维埃红军的建立。”⑧ 然而，当这种空间的感觉还没有真正与时间（历史）建立起密切联系时，还只能算作是一种初步的情感上的体验。在种种因素的限制下，解放区文学发展初期的作家创作中的“新世界”的建构还往往闪现出“旧世界”的影子，发出“旧世界”的“回响”。 在一九四○年代初的解放区文坛上，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杂文运动”。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解放区的杂文运动体现出的正是作家们“旧”的创作观念与新空间及其所代表的新时代（新历史）要求之间的错位，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他们还没有分清“是延安还是西安”⑨。丁玲认为：“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⑩ 罗烽则更直接指出：“在边区——光明的边区，有人说‘杂文的时代过去了’……然而如今还是杂文的时代。”(11) 这种对时代“一厢情愿”的主观判断，使得作家们仍然沿用过去的理念去面对历史转折时期的现实世界。“杂文运动”的确体现了知识分子作家对“自由新世界”和“新生活”的单纯、美好的热望在现实面前的某种失落，以及他们所信奉的创作原则与解放区这一新的文学环境方方面面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