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承志《北方的河》的讨论显然离不开一个词——“理想主义”。正是由《北方的河》,张承志确立了自己“理想主义者”的形象,并在80年代初、中期理想主义的时代氛围中得到广泛应和与掌声。但其后,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好像变得暧昧不清了,从皈依“血脖子教”的“哲合忍耶”到“以笔为旗”倡导“清洁的精神”,让一些人联想到“纯洁运动”而未免不安,吹捧的有,怀疑的有,责骂的也有。这就提出了问题:张承志究竟是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者?是时代在变,还是张承志的“理想主义”在变?由此再来切入《北方的河》,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理想主义需要两个支点:一是在精神层面的信仰支撑,二是在实践层面的行为追求。要看张承志是一个什么样的理想主义者,我想必须返回到张承志生命及精神的成长之中,探寻其信仰及行为方面的理想主义之路。 张承志生于1948年,父母在建国前是济南的地下党员。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张承志这代人所受到的小学、中学教育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理想教育的熏染使他们具有了强烈的红色接班人的使命感。这种理想教育在信仰树立方面以共产主义为核心内容,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经典理论为依据,强调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必然性,强调理想的实践性。这里,理想既有着美好的未来承诺,又与现实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同时新中国激发出的英雄主义情怀又与理想主义相激荡,激发了整个社会的理想主义热情与行动。在信仰的行为追求方面,这种理想教育是将个人对集体的无条件服从、奉献与牺牲作为实现理想的途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些普及到每个人的内心的教导强化了信仰的伟大与神圣、奉献与牺牲的崇高,营造了一种整个时代的集体主义、浪漫主义精神氛围,形成了整个社会的共同价值旨向。张承志就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时代的精神产儿。很多人都注意并强调张承志的“红卫兵情结”,我想,更重要的还是他内在的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在1966年5月到1968年底的风起云涌的“红卫兵运动”中,张承志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1966年8月14日,张承志离开北京红卫兵运动的漩涡中心,取道甘南,重走长征路;二是1968年8月14日,他写下血书主动要求到内蒙插队,比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早了4个月。这两个日期的重合很有意思,它可能是偶然巧合,但我更愿意将它看作有意的选择,这让人感觉到某种仪式化的神圣意味。仪式化与理想主义有内在联系,如同血书、宣誓、忠字舞一样,充满仪式化的时代必然充溢着理想主义的激情,于是,自我成为神圣仪式中对理想的献祭。 张承志这代人的这种强调奉献、牺牲的理想主义属于什么类型呢?海德格尔曾说:“真理设立自身的再一种方式是本质性的牺牲。”[1](P42)它把理想(真理)本质化,强调的是理想(真理)对个人肉体、心灵乃至生命的超越,在这一逻辑上自然地导向献身与牺牲。我把这种理想主义称为“本质化理想主义”。这种“本质化的理想主义”也并非抽象,与特定历史条件的结合决定了其路向及结果。有时它可能成为圣徒,有时它可能就很危险,将人导向魔道,比如,海德格尔曾滑入纳粹的重要的思想动因就是这种“本质性的牺牲”。可以说,从精神特征上来看,张承志的理想主义也属于“本质化理想主义”。当然,张承志一代人的理想结合的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是那个时代激发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取得伟大历史成就的精神动力,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这里想要从精神特征方面思考的是,这种“本质化理想主义”是否内蕴了某种危险,当一味强调个人的绝对服从、奉献、乃至牺牲时,它是否易于导致对生命的漠视?它是否易于导致某种狂热性?特别是在阶级斗争观念的催化下,与无限张扬的“奉献、牺牲”相对的是否就是“剥夺”与“消灭”?“文革”时期“红卫兵运动”所发生“红八月”等此类惨剧与这种“本质化理想主义”是否存在着关联?应当说,一些人对张承志“理想主义”的不安便是嗅到了这种深层的“本质化理想主义”的危险气味。 所以,就根本而言,张承志是一个“本质化理想主义者”,而且他一以贯之,时代在变,张承志的“本质化理想主义”不变,并且不断地在行动。从红卫兵到知青,从体制内作家、学者到自由职业者,从革命主义的战士到人民的儿子、再到“哲合忍耶”的信仰者,“本质化理想主义”成为张承志未曾衰减的精神源泉和生命动力,这也是我们面对张承志及其创作时应首先而且必须把握的精神核心。尤为需要注意的是,张承志的“本质化理想主义”在其不同的人生阶段结合了不同的意识范畴,他寻求(奉献)的对象也有很大不同。在红卫兵运动中,它结合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等意识,张承志所献身的对象是领袖和革命。1968年到1972年,内蒙插队时期的张承志对“文革”有了一定程度的反思,在艰苦生活中与草原牧民建立的紧密联系使他逐渐实现了理想主义与“人民”的结合,“人民”成为他文学创作初期的母题,由1978年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开始,张承志一直都在努力践行着“歌颂人民,描写人民”的信念。1984年后,张承志又与“穷人宗教”哲合忍耶结合,高扬宗教主义的献身、牺牲的崇高庄严的旗帜,其“本质化理想主义”更显浓烈和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