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缘题材与主流叙事 论及大学叙事，陈平原曾如是感喟：“文学家的‘大学叙事’，带有更多个人色彩，尽可上天入地，纵横捭阖。可惜的是，很长时间里，作家们并没有把‘大学’放在眼里——以及笔下。”①寥寥数语，已然彰显大学题材在现代文学中的边缘地位。时至“为工农兵而创作”的“十七年”文学，大学叙事更是陷于尴尬境地：点检彼时数量浩瀚的文学作品，公开发表的当代大学题材的长篇小说仅有《红路》、《勇往直前》、《大学春秋》三部。 1959年出版的《红路》系蒙古族作家扎拉嘎胡之作，它描写蒙族知识分子与青年大学生在大学校园这一场域中，如何与利用知识分子疏离政治的心理、反对学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校长之间展开的斗争，最终大学生们端正了政治方向，共同走上了党指引的“红路”②；时隔两年后出版的汉水的《勇往直前》文如其名，描述了一群不同出身、不同性格的大学生，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克服了自身的年少懵懂、识破阶级异己分子的伪装利诱，“在广阔的生活道路上，勇往直前”③；而康式昭、奎曾发表于1965年的《大学春秋》则更为繁复、生动、细腻地展现了彼时大学生的生活与学习、思想与志趣；折射出政治意识与学术意识对峙、革命激情与小资情调交锋等相克相生的意味④。纵观三部小说，不难发现名曰大学题材，却都浸染着彼时意识形态斗争的浓烈色彩。脱稿于阶级斗争已然“为纲”的60年代的《大学春秋》更具代表性。 《大学春秋》所以选择50年代中期的大学生活为题材，最初的动因自是因着作者曾亲历其境。正是大学校园这一独特的文化空间，玉成了其学识的积累，思想的沉潜，青春的激扬，热情的升华。 在小说旨在反映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共和国对高等教育的政策业已由盲目冒进，转为“系统地、有计划地”实行正规化教育。虽在新学制中仍“确定了劳动人民和工农干部的教育在各级学校系统中的重要地位”，但开始遵循一定的教育规律，亦重视“提高质量”⑤。表现在小说里的是青年学子争相“以毛主席给我们提出的身体好、工作好、学习好”为标准，勤奋学习的热潮。 《大学春秋》在“大学叙事”这一敏感题材领域难能可贵地打开了一扇窗，无怪1965年小说在《收获》杂志上发表后，因其新颖独特的题材，引发了彼时青年人对别一种精神生活的无限憧憬。《晚霞消失的时候》的作者礼平追忆彼时读小说的印象称：“很耐看，也很耐寻味，让人动情甚至激动不已”⑥；后来成为了诗人的王家新亦“从《收获》杂志连载的《大学春秋》的一个细节”受到震动与刺激——所谓刺激，“指的是小说中的大学生慷慨激昂地议论‘为什么中国作家至今还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王家新说：“当时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民族的耻辱，这一段特别刺激我，我就是在那一瞬间知道我这一生要做什么了。”⑦有意思的是，遍览《收获》所载小说，其实并无这一细节。与其说是王家新记忆有误，不如说作为读者的他在阅读中不知不觉间以自己内心的潜在憧憬与想象，参与了小说的再创作。 综上所述，选择50年代中期为特定的叙事时间(未必尽然是巧合，《勇往直前》也选择了1955年为时间背景)，不仅因着自身经历，亦缘于作者心中储存了太多的关于共和国童年期不失浪漫的理想、未泯纯真的记忆，即便事过境迁，也依然如此执恋。然而，作者开始酝酿写作时毕竟已是1960年，意识形态领域益趋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不可能不使作者意识到一头扎进“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这一题材禁区的危险性。于是，作者在1955年的记忆中，便不得不“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将自身在60年代的现实中所感受到的时代气息都倾入到过往经验中。 作者借王月英之口如此警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是很尖锐的。阶级敌人不会死心，他们没有睡大觉。要认识到，不拿枪的敌人比拿枪的敌人更可怕”，“别看红湖现在表面上平静无波，可是它也会有浪潮，有风暴”——未雨绸缪地预告了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⑧就此意义而言，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岂止殃及了社会空间层面，亦业已扩展至叙事时间层面。小说中，作者不时声辩，大学并不边缘，因着“这儿就是阶级斗争的前线”。有意无意间，移花接木，将“大学叙事”这一边缘题材纳入了60年代的主流叙事中，以反映无产阶级如何占领大学这一资产阶级最顽固的精神堡垒，并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这一主题，奠定了所有步入知识分子题材敏感区的合法性。 同样引人注目的是，1960年代全民学毛选的氛围，亦被前移至50年代的时代语境中。小说中，正面人物言必称毛语录，还专用黑体字来凸示所引毛泽东语录的重要性。即便在大学这一知识场域中，努力学习自是学生的本业，也非得以响应毛主席“三好”指示的名义，使之顺理成章。 此外，小说还沿用了《青春之歌》一类小说的“成长”叙事范型。因着“成长”，男主人公许瑾的阶级成分逐渐转变，从最初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最终的“完全为党团组织的原则所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战士，中间虽是混沌而徘徊不定的量变，两头却已完成毛虫变蝴蝶式的阶级质变。借此叙事策略，抵挡一切所谓正面表现乃至“美化歌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评时调。作者不仅悉心展现了校园中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心理轨迹；同时亦以较多的篇幅着力反映了工农学员“代表一个阶级”进大学、对整个知识分子队伍进行“换血”的历史进程。 二、革命激情与“小资”情调 作者笔下的“新华大学”乃是以北京大学为原型。无论是小说开首那“画栋飞檐，碧瓦红椽，道旁齐腰的松墙，湖畔挺立的水塔”一类的校园风景描写，迎春园与镜春园的暗合，或是《红湖》诗刊与北大《红楼》诗刊的对应，以及1981年版作者的后记，均已透露底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