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三十多年前，王安忆留意到上海的一种特产——“顾绣”，那是晚明出自露香园顾氏家族女眷们的针线手艺，本是消闲，后来却成了维持家道的生计。人生的经验(哪怕只是注意力的经验)真是一点一滴都不会浪费，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这颗有意无意间撒下的“种子”，积蓄了力量，准备起破土的计划——王安忆要把最初的留意和长时间的酝酿，变成写作。 这就开始了另一个阶段，自觉工作的阶段。 我想之前的酝酿阶段，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不自觉的，跟将来要写的这个作品没有直接关系，却又是特别重要的，重要到什么程度呢？重要到要为这个作品准备好一个作者的程度。这话说起来有点绕，那简单一点说，就是，要写这部作品的王安忆已经不同于写《长恨歌》的王安忆，当然更不同于再早的王安忆。这一点后面谈这部作品时会有些微的触及。 在有意识的自觉阶段，遇到的一个个具体困难和克服困难的一项项工作就是无法避免的。王安忆一直强调她是一个写实的作家，那就得受“实”的限制，不能像那些自恃才华超群的作家天马行空地虚构历史。要进入从晚明到清初的这个时代里，还得做许多扎扎实实的笨功课。这方面的情形，王安忆在和《收获》的责任编辑钟红明对话时有一些披露①。小说的想象力，必须遵守生活的纪律，遵循历史的逻辑，不能凭空想象，这是王安忆一贯的写作态度和方式。花力气做功课，在她个人是自然的事，在熟悉她的文学观的人看来，也没有多少惊奇可言。 但我读这部作品，读出了意外的惊喜。这部作品有几个不同的层次，这是其一；其二，不同层次之间，又不是隔断的，而是呼应的、循环的、融通的，有机地构成了作品的整体气象。 《天香》②的故事起于嘉靖三十八年(一五五九年)，止于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年)。从晚明到清初这一百多年间，上海一个申姓大家族从兴旺奢华，到繁花将尽——但王安忆写的不是家族的兴衰史，而是在这个家族兴衰的舞台上，一项女性的刺绣工艺——“天香园绣”如何产生，如何提升到出神入化、天下绝品的境地，又如何从至高的精尖处回落，流出天香园，流向轰轰烈烈的世俗民间，与百姓日用生计相连。这最后的阶段，按照惯常的思路容易写成衰落，这物件的衰落与家族的衰落相对应；倘若真这样“顺理成章”地处理，必然落入俗套且不说，更重要的是，扼杀了生机。王安忆的“物质文化史”却反写衰落，最终还有力量把“天香园绣”的命运推向广阔的生机之中。 其实从家族历史来说，小说开初，写造园，写享乐，写各类奢华，已经是在兴旺的顶点上了；再往后，就只能走下坡路，只是一开始下坡的感觉不会那么明显，但趋势已成。“天香园绣”生于这样的家族趋势中，却逆势成长，往上走，上出一层，又上出一层。要说生机，这个物件本身的历史亦不妨说成生机的历史。小物件，却有逆大势的生机，便是大生机。 物的背后是人，物质文化史隐藏着生命活动的信息。早在正式从事物质文化史研究之前的一九四九年，沈从文就在一篇自传里形象地说到这种关系：“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并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个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对于工艺美术的爱好，“有一点还想特别提出，即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种真正‘人’的素朴的心”③。说到人，说到性格，说到心，那就是小说的擅长了。“天香园绣”的历史，就是几代女性的手和心所创造的。 先是出身苏州世代织工的闵女儿，把上乘绣艺带进天香园；遇上秉承书香渊源的小绸，绣艺融入诗心，才更上层楼。小绸是柯海的妻子，为柯海纳闵女儿为妾而郁闷无已，曾作璇玑图以自寄；若没有妯娌镇海媳妇从中化解通好，小绸和闵女儿这两个连话都不说的人怎么可能合作，哪里会有“天香园绣”。镇海媳妇早亡，小绸和闵女儿一起绣寿衣，“园子里的声息都偃止了，野鸭群夹着鸳鸯回巢睡了，只这绣阁醒着，那窗户格子，就像是泪眼，盈而不泻。一长串西施牡丹停在寿衣的前襟，从脚面升到颈项了，就在合棺的一霎，一并吐蕊开花，芬芳弥漫。”(第141页)这三个人，是“天香园绣”第一代的关键。所以后来希昭对蕙兰说过这样的话：“天香园绣中，不止有艺，有诗书画，还有心，多少人的心！前两者尚能学，后者却绝非学不学的事，惟有揣摩，体察，同心同德，方能够得那么一点一滴真知！”“前辈人的心事心知，与咱们不知隔了多少层。”(第509页) “天香园绣”要再往上走，发展到极致，就因缘际会，落到第二代沈希昭身上了，集前辈之大成，开绣画之新境。但在希昭从杭州嫁进天香园的前后，申家的败落已经日益外露，申家老爷要一副上好的棺材木头，还是用希昭首次落款“武陵绣史”的四开屏绣画换来的。闺阁女红不但流出了天香园，而且越来越成为家用的一个来源。不知不觉间，消闲/消费的方式，转变为生产的方式。 要说这个方式的彻底转变，就到第三代蕙兰了。蕙兰是从天香园嫁出去的，要了“天香园绣”的名号做嫁妆，果然在婆媳相依为命的艰难日子里，用绣品支撑起稳定的生活。“天香园绣”到了蕙兰这里别开生面，这个生面不是绣品本身技艺、境界上更加精进，这一点在她婶婶希昭那里已经登峰造极，蕙兰做的是把这项工艺与生活、生计、生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给了这项工艺更踏实、更朴素、更宽厚的力量。她违逆艺不外传的规矩，设帐授徒，其实是生面大开，那两个无以自立的女徒弟，将来就要以此自立，以此安身。这是她们的生机，也未尝不是“天香园绣”新的生机。落尽华丽，锦心犹在。这样的生机大，而且庄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