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21世纪,中国文学呈现出多元重组的震荡格局。主流文学分化转向,世代断裂,而类型文学则遍地开花,蔚为大观。其中,科幻文学走势强劲,大有重现20世纪80年代辉煌之势。其领军人物,便是来自山西娘子关发电厂的刘慈欣。这位被粉丝们亲切地称为“大刘”的电脑工程师,连续八年获得中国科幻最高奖项“银河奖”,其最新作品《三体3·死神永生》更是一个月内销售突破十万册,打破了中国科幻小说的最高记录。刘慈欣的世界,涵盖了从奇点到宇宙边际的所有尺度,跨越了从白垩纪到未来亿万年的漫长时光。他的作品既有惊人丰富的技术细节,又蕴含着深切的现实观照与人文情怀。从文学语言与技巧手法上来看,刘慈欣是一个深具浪漫气质的古典主义者,但其思想却具有惊世骇俗的前卫性。如果我们把他的作品放到一个更大的谱系中来观照,会发现他与主流文学处于既延续又悖离的微妙复杂的关系中,而这些关系又恰恰对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特质、困境及其未来走向,提供了重大的启示。 一、从启蒙到超启蒙 从一开始,刘慈欣就被人视为硬科幻的中国代表。这是一桩吃力不讨好的活,在微小化、朋克化和奇幻化的当今世界科坛,相当不与时俱进。但他仿佛是下定决心要为中国科幻补课一般,执着地用坚实的物理法则和潮水一般的细节为我们打造全新的世界。这些世界卓然成形,栩栩如生地向我们猛扑过来。 如果我们在刘慈欣全部的作品中寻找核心词汇的话,“宏”必是其中之一。这不仅是字面的,比如他创造了一些独有的名词:宏电子、宏原子、宏聚变、宏纪元,“宏”更代表了一种大尺度、大视野的宏大视阈。刘慈欣偏爱巨大的物体、复杂的结构、全息的层次、大跨度的时间。从表面上看,这样的描写是为了制造“震惊”的效果,从心理上彻底征服读者。但是,在一个“躲避崇高”和消解宏大叙事的“小时代”,刘慈欣如何能够反其道而行之,重建崇高美学?在对传统的回归、潮流的反动和对读者的迎合之外,他又注入了何种新质,提供了怎样的新视野? 最早吸引我的刘慈欣作品是他的中篇小说《乡村教师》,这也是刘慈欣自己最偏爱的作品之一。一个极度贫困山区的平凡的乡村教师到了肝癌的最后时刻,他用微弱的生命的最后一点余烬,给小学生们上了最后一课,他想努力再塞给孩子们一点点数学知识,哪怕这些知识很可能对这些孩子的将来不会有一点点作用。这难道不就是刘醒龙《凤凰琴》的翻版吗? 突然,出现了这样的文字:
在距地球五万光年的远方,在银河系的中心,一场延续了两万年的星际战争已接近尾声。那里的太空中渐渐隐现出一个方形区域,仿佛灿烂的群星的背景被剪出一个方口,这个区域的边长约十万公里,区域的内部是一种比周围太空更黑的黑暗,让人感到一种虚空中的虚空。从这黑色的正方形中,开始浮现出一些实体,它们形状各异,都有月球大小,呈耀眼的银色。这些物体越来越多,并组成一个整齐的立方体方阵。这银色的方阵庄严地驶出黑色正方形,两者构成了一幅挂在宇宙永恒墙壁上的镶嵌画,这幅画以绝时黑体的正方形天鹅绒为衬底,由纯净的银光耀眼的白银小构件整齐地镶嵌而成。这又仿佛是一首宇宙交响乐的固化。渐渐地,黑色的正方形消溶在星空中,群星填补了它的位置,银色的方阵庄严地悬浮在群星之间。 这后面的转折绝对是大家难以想象的。这个乡村教师的最后一点徒劳而可悲的努力,最终拯救了人类。他那卑微的生命,融入了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极为壮阔的太空史诗。而这个教师的意义,也被发挥到了一个广袤的宇宙的尺度,一个在非科幻文学作品中难以企及的尺度。 我们一眼能够看到这其中的启蒙主题。事实上,无论是五四的启蒙运动,还是“文革”后的“新启蒙”,科学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跨时代的两场启蒙,都遭遇了危机与挫折。对前者而言,是“救亡压倒启蒙”。对后者来说,事情更加复杂: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乃至西方知识界对启蒙的批判,都扮演了推手的角色。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启蒙主题,逐渐隐去。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慈欣再回启蒙现场,意义非同寻常。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刘慈欣和那些消解启蒙的人一样,都是企图超越启蒙。不同的是,他的方向恰好相反,因为这不仅仅是老调重弹,更把启蒙的意义超拔到不可思议的高度。2007年中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期间,在女诗人翟永明开办的“白夜”酒吧,刘慈欣和著名科学史家江晓原教授之间有一场十分精彩的论辩。刘慈欣的旗帜很鲜明:“我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我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①在全世界敢这样直接亮出底牌的人不多,在中国就更少。刘慈欣举了一个例子:假设人类将面临巨大灾难,在这种情况下可否运用某种芯片技术来控制人的思想,从而更有效地组织起来,面对灾难。江晓原则认为脑袋中植入芯片,这本身就是一个灾难,因为这会摧毁人的自由意志,带来人性的泯灭。所以科学不是万能的,不是至高无上的,更不能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