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8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创刊了一个新专刊——“诗特刊”。该刊拟每月两期，由著名的诗歌理论家、翻译家梁宗岱担任主编。从1935年11月直至1937年7月《大公报》(津版)因平津沦陷停刊，“诗特刊”共出版24期，成为1930年代中期平津文坛——乃至全国诗坛——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诗歌专刊。在这个专刊上，集合了梁宗岱、朱光潜、叶公超、罗念生、孙大雨、林徽因、卞之琳、林庚、何其芳、陈敬容、孙毓棠、曹葆华、李广田、陈梦家、南星、冯至、周煦良、戴望舒、辛笛、方敬、李健吾、沈从文、赵萝蕤、路易士、苏金伞等等一大批重要而活跃的诗人、诗歌批评家、理论家和翻译家。其写作阵容可谓豪华庞大，讨论气氛也颇为热烈壮观。 “诗特刊”的成绩和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的考察只围绕其中的一场关于新诗“音节”和“格律”问题的讨论。虽然由于平津沦陷、报纸停刊、人员迁移，这场讨论实际上并未完成，但是，这场持续了近两年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实验，已经具有了不容忽视的历史价值。在这场由编者有意发动和组织的大讨论中，新诗的音节和格律问题被更为深入具体地讨论和强调，并催生了一批相关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说，这场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已经构成了对新诗观念的一次重大革新。 在“诗特刊”的创刊号上，身为主编的梁宗岱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诗底十字路口》①的“发刊辞”。在这篇文章中，他醒目地提出了一个观点，即新诗“已经走到了一个分歧的路口”。他说： 我们似乎已经走到了一个分歧的路口。新诗底造就和前途将先决于我们底选择和去就。一个是自由诗的，和欧美近代的自由诗运动平行，或者干脆就是这运动一个支流，就是说，西洋底悠长浩大的诗史中一个支流底支流。这是一条快捷方式，但也是一条无展望的绝径。可是，如果我们不甘心我们的努力底对象是这么轻微，我们活动底可能性这么有限，我们似乎可以，并且应该，上溯西洋近代诗史底源流，和欧洲文艺复兴各国新诗运动——譬如，意大利底但丁和法国底七星社——并列，为我们底运动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一个可以有无穷的发展和无尽的将来的目标。除了发见新音节和创造新格律，我们看不见可以引我们实现或接近我们底理想的方法。② 这样一个关于新诗现状的观察和发展前途的思考，似乎有点耸人听闻。梁宗岱以这个方式无非是要更加鲜明地表达出他的诗学观点和立场。在他看来，1930年代中期的中国新诗，已经到了需要充分自我反省并改变原有方向的历史时刻。诗坛存在着严重的观念上的分歧。新诗运动初期的诗学主张已在一定程度上被超越和背离，“自由诗”的前途——在梁宗岱看来——已经走上了“一条无展望的绝径”，即便有进一步的成绩，也终归只能成为世界诗史中一个“支流底支流”，不可能带来现代汉语诗歌写作的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若想摆脱这个令人沮丧的命运，梁宗岱认为，只有选择另外一条道路——“发见新音节和创造新格律”。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新诗才能与其它语种诗歌的伟大成就相“并列”，走上真正具有“无穷的发展和无尽的将来”的前路。 这当然是一个有些惊人的判断。因为在1935年这个时候，中国新诗已经在自由体式中收获了大量佳作，而在格律探索方面也经历了新月派一系列有成绩也有问题的试验，而梁宗岱在此时宣布“自由诗”已走上绝径，新诗只有“创造新格律”这一条必由之路，多少会令人感到诧异。但梁宗岱自然不会是故作惊人之语，那么，他的思考背后应具有怎样的渊源和深意呢？ 首先，梁宗岱的判断来源于他对新诗已有历史的反省和批判，“自由诗”的体式问题当然是首当其冲，但也并非其全部的题中之意。他在文章起首就直率地提出： 现在诗坛一般作品——以及这些作品所代表的理论(意识的或非意识的)所隐含的趋势——不独和初期作品底主张分道扬镳，简直刚刚背道而驰：我们底新诗，在这短短的期间，已经和传说中的流萤般认不出它腐草的前身了。 这就是说，新诗艺术自身的发展规律与要求，已经背离了早期的观念，这已被创作的事实所证明。在脱离了新诗运动初期的“革命性”和“过渡性”阶段之后，早期观念暴露出了自身的问题。对此，梁宗岱看似信手拈来地提出了四个问题，却是全方位地清理了初期白话诗的观念。 第一，“诗不仅是我们自我底最高的并且是最亲切的表现，所以一切好诗，即使是属于社会性的，必定要经过我们全人格底浸润与陶冶”。这一条针对的是“文学革命”初期将新诗作为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的阵地之一，忽略了诗歌自身文体特征的观点。梁宗岱在此提出异议，既是要强调诗歌的“个人性”和“内在性”特征，在艺术层面划清诗歌与其它文体之间的界限，同时也是要高度肯定诗歌作为“纯文学”最高表现形式的独特地位。 第二，“形式是一切艺术底生命，所以诗，最高的艺术，更不能离掉形式而有伟大的生存”。这一条显然是针对初期白话诗的反对形式——尤其是反对旧诗在形式上的各种限制和束缚——以及“诗体大解放”等口号的。在梁宗岱看来，形式是艺术的必要保证。他很早就发表过新诗的音节“简直是新诗底一半生命”③的观点。他之所以强烈反对初期新诗对形式的抛弃，就是因为在他看来，“所谓‘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所谓‘有什么话说什么话’，——不仅是反旧诗的，简直是反诗的；不仅是对于旧诗和旧诗体底流弊之洗刷和革除，简直把一切纯粹永久的诗底真元全盘误解与抹煞了。”而“诗底真元”，就与它自身的形式特质紧密相关。 第三，“文艺底创造是一种不断的努力与无限的忍耐换得来的自然的合理的发展，所以一切过去的成绩，无论是本国的或外来的，不独是我们新艺术底根源，并且是我们底航驶和冒险底灯塔”。这里表达的是，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梁宗岱与初期新诗论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和立场。与新诗初期反传统的姿态不同，梁宗岱很早就提出“二三千年光荣的诗底传统——那是我们底探海灯，也是我们底礁石——在那里眼光光守候着我们。”无论是像“探海灯”一样带来新的发现，还是像“礁石”一样带来危险，旧诗传统都是不可能——也不应该——被完全忽视和回避的。对于这个传统，梁宗岱始终积极而清醒地采取着一种批判性继承的态度。他说：“我深信，中国底诗史之丰富，伟大，璀璨，实不让世界任何民族，任何国度。”“目前底问题，据我底私见，已不是新旧诗底问题，而是中国今日或明日底诗底问题，诗怎样才能够承继这几千年底光荣历史，怎样才能够无愧色去接受这无尽藏的宝库底问题。”④应该说，梁宗岱之所以成为“中西交融”诗学的代表，就与这种认识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