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加斯·略萨在《谎言中的真实》一文里,讲到小说的隐秘乃“对逝去的时间的收复,但这是一种模拟,一种虚构,回忆的东西通过虚构溶解在梦想中,梦想又溶解在虚构里”①。这是小说家的经验之谈。不过,同样是虚构,现代作家想扮演的是上帝的角色②,这种角色以西洋人为多,而中国的小说家则是另一种身份。我们的小说不太易出现但丁、歌德的意境,连卡尔维诺式的传奇也不多。那大概是思维的空间所限定。传统的文学最出奇的不过是志怪、录异的那一类。作者扮演的角色就有点巫的印记。《山海经》、《搜神记》等乃儒生的心影,读书人的渴望渗透在字里行间。明清时代把这个传统推向极致的,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后来的小说家多受此影响,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它是“出于幻域,顿入人间”,“使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③,民国间一些文人还保留着这样的偏好,在武侠作品里偶有其意,纯小说则与此道甚远。这类作品在中国后来的白话小说流为小道,以为是文不雅训,至于左翼作家就与其更隔膜了。从上帝的角色到巫的角色,不独有哲学的差异,亦多审美的不同,其间的选择给文学史带来的是多样的色泽。 巫的角色因为过于神奇,后来就流于“狐气”,再后来的志怪作品就有点世俗化的倾向,这是士大夫者流欣赏的地方。此风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民国的京派作家是欣赏谣俗与俚语的,对魔幻的笔记小说亦多垂青。他们以淡雅称世,可是也有非正襟危坐的一面,只是被文气所袭,不易被看到。周作人就喜欢诙谐的文章,对徐渭、陈老莲诸人的旁门左道大加赞赏。废名早期的短文也有讽喻,只是后来被禅味遮掩了。中国的小品文有一种戏谑的品味,上世纪80年代后的文坛,在新潮迭起的时候,明清笔记的风格也浮出水面。但多走雅正的路,比如孙犁、阿城、李庆西都是。汪曾祺却弹起鬼怪之音,在小品与笔记体里偶展神姿。汪氏晚年的小说有多种尝试,一是走沈从文、废名的路,一是故意模仿《聊斋志异》。后者有其放浪形骸的一面,他把此称为《聊斋新义》。作品皆为短篇,谈狐说鬼,怪意迭起。他很欣赏蒲松龄的民本意识和人道感,借着荒诞的故事讲述民间的哀怨。创作这类短篇,一是觉得精神可以魔幻地行走,乃智性的游弋,在审美上亦多奇思;二是对人间苦乐有种变形的表达,其实是绕过世俗的眼光,寻找另类的精神空间。这些作品在当时反响不大,应者寥寥,在文坛还是一种弱音。不过透过此处可以看到作者的另一世界,他的审美维度的多样性是表现在这里的。 蒲松龄写小说,满腹的无奈和情思,故以幻象开篇,借着百姓迷信的口吻,写世间乱象,笔锋多转,描出隐曲的衷情,乃阅世深的一种谈吐。清人蒲立德看到了此小说的多重价值,说:“其体仿历代志传;其论赞或触时感世,而以劝以惩;其文往往刻镂物情,曲尽世态,冥会幽探,思入风云。”④汪曾祺其实也看到了这些,他不得不佩服的是精神盲区的穿越,有时候会感到文字背后的无量的痛感,但行文的洒脱竟把此忘掉了。蒲松龄的鬼怪之作,乃用意为之,他自己不信,而别人信⑤。这是高明的地方。凡模仿蒲松龄者,倘做不到此点,总有些问题。汪曾祺学习蒲松龄,显得轻飘,写作的时候没有沉郁的倾诉,倒有笔墨游戏的东西在。留下的志怪作品,有现代的笔法,那是受到外国小说影响所致。许多作品怪得真实,也出人意料,是打动读者的。不过,问题的复杂在于,他写这些东西,总体没有跳出蒲氏的窠臼,或是一点修修补补,就没有给人久远的印象。汪曾祺晚年用力于此,笔墨间复古的意味时隐时现。 当代小说家喜欢谈狐说鬼的是贾平凹,他在作品里总要搞些离奇的幽魂和神仙类的因素。不过贾氏有点被黑色的东西缠绕,枯寂的灰影使文本有些怪异,小说带有巫气。汪曾祺不是这样,他的小说流动的是清妙的韵致,从头开始,皆被优雅的旋律所占有,文章是美的。贾平凹说他是“文狐”⑥,并非没有道理。这或许可以看出他唯美的倾向。《受戒》的笔法代表了其基本审美色调,传奇和唐诗式的流盼,增添了诸多悠然的风韵。他写离奇的故事,不都含巫音,可以说是甜意的播散,美感把黑暗遮掩了。同样是向传统回归,汪曾祺还保留了一丝旧文人的洒脱的意象,那里还有诙谐之笔。贾平凹看到他的野狐禅气,是有一点内在呼应的。 许多小说家要搞奇诡的意境,把卡尔维诺式的情节拿来,或走狂放的路,王小波《红拂夜奔》在此表现得出人意料,在审美上有自己的妙意。莫言写《红高粱家族》时,还有明显的马尔克斯痕迹,未尝不是一种仿照。后来写《生死疲劳》,就中国化了,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不觉得离奇。那也是受到《聊斋志异》的影响,衔接的恰是古中国式的想象,境界就有精神的温度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汪曾祺第一个用此笔法换换角度,也可以说是先锋之路⑦。他无法像年轻一代那样从洋人那里学来形式的变迁,而是向古人学习,把明清笔记小说的因素激活了。 每谈到《聊斋志异》,汪氏都颇为佩服。他说:“中国的许多带有魔幻色彩的故事,从六朝志怪到《聊斋》,都值得重新处理,从哲学的高度,从审美的视角。”⑧重写《聊斋》,倘还是老路子,那自然有些问题。汪曾祺对此颇为自信。晚年的时候,他身边的青年多喜欢国外的新潮,现代派的因素在小说里增多。马原、余华的文本是有开拓之功的,汪氏不反对类似的选择,他年轻时代也有过这样的冲动。但觉得一味西洋腔,可能存在问题,叙述还不能放弃古意,那里有国人的血脉。遂自行其路,在风格上略有变化。这个摸索,得失皆有,难度一看即知。可惜他的尝试留下的诸多话题,未能被深切注意,那里的审美转换,纠葛着智性的难点,他自己没能解决好这些问题,但实践中留下的文字,的确显示了小说的另一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