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开创的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传统及其发展 以《鲁迅》(1944)和《何谓近代》(1948)为代表作的竹内好一系列研究业绩，开创了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厚重传统。我们知道，一个学术或者思想传统的创建不在于创始者如何建立起完美成熟的逻辑体系和阐释构架，而主要在于他能够呼应历史的要求提出促使人们长久思考的基本命题，以及讨论这些议题的逻辑理路。所谓“基本命题”，一定是可以引起普遍关注却难以得出一致结论的那些困扰人们思想的问题，而在长期的追问、论辩、探索过程中逐渐累积起来的就是所谓“学术传统”。如前所述，竹内好观察和解释鲁迅的方法论视角是独特而极具个人性的，同时又呼应了二战前后日本思想史语境中那个困扰了众多知识者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大课题，而随着历史语境和社会发展的变动，他所提出的问题和结论往往容易产生误解和歧义。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鲁迅论不期然地达到了可以将研究对象从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将有关鲁迅的知识转化为思想乃至实践性力量的效果。我觉得，竹内好的鲁迅论与后来学院化的研究者不同，他没有单纯地将自己的观察视野局限于文学的“内部研究”或者相反的“外部研究”，而是力图综合地把握鲁迅并提出总体性的问题。他执著地追寻文学家鲁迅诞生的条件和契机，专注于其“文学的自觉”和“赎罪”意识的关系，表面看来仿佛偏重于文学的内部问题，但由于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自己特别的解释，因此，反而提出了与“外部”的社会历史语境密切关联的诸多课题。归纳起来，竹内好至少提出了以下这样一些有关鲁迅思想和文学的基本命题，成为后来研究者不断生发、展开、突破和完善的学术课题。 一、文学者鲁迅与革命人鲁迅的关系，或“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二、有关鲁迅“文学的自觉”、“赎罪的文学”或“回心之轴”的问题 三、鲁迅思想内心中的“鬼”之阴影问题 四、从《狂人日记》到《故事新编》的鲁迅作品其艺术成败问题 五、中日现代化之“回心型”与“转向型”，或鲁迅的抵抗精神与亚洲现代性问题 而竹内好《鲁迅》中最受争议同时也是不断刺激和推动后来者思考的，则莫过于“序章”中下面一段所表达的观点： 我还找不到恰当的词汇来表达，如果勉强说的话，就是要把鲁迅的文学置于近似于宗教的原罪意识之上。我觉得，鲁迅身上有这种难以遏制的东西。鲁迅在人们一般所说的作为中国人的意义上，不是宗教的，相反倒是相当非宗教的。“宗教的”这个词很暧昧，我要说的意思是，鲁迅在他的性格气质上所把握到的东西，是非宗教的，甚至是反宗教的，但他把握的方式却是宗教的。……我想像，在鲁迅的根底当中，是否有一种要对什么人赎罪的心情呢？要对什么人去赎罪，恐怕鲁迅自己也不会清晰地意识到，他只是在夜深人静时分，对坐在这个什么人的影子的面前(散文诗《野草》及其他)。这个什么人肯定不是靡菲斯特，中文里所说的“鬼”或许与其很相近。……我想像，在活着的过程中某一个时机里，他想到了因为人得要生存，所以人才得死。这是文学的正觉，而非宗教的谛念，但苦难的激情走到这一步的表达方式，却是宗教的。也就是说，是无法被说明的。① 在此，竹内好用近乎于西田几多郎“绝对矛盾之自我同一”式的哲学方式，将研究对象鲁迅置于宗教性的讨论架构中而提出其“文学的正觉”或“赎罪的心情”问题，同时又从一般中国人缺少宗教性的方面把自己提出的问题消解掉，在这种自相矛盾的叙述中，竹内好强有力地凸现了自己关注的焦点：鲁迅特有的思想精神性格与其文学诞生的秘密。这的确是一个足以让人们长期思考的基本命题，而命题本身的“无法被说明”反而构成了论题的开放性和诱惑力。我们已知，战后日本第一代鲁迅研究者的代表之一丸山升，正是针对竹内好这种过分的“文学主义”倾向和“赎罪文学”、“回心之轴”等概念的暧昧模糊，而努力建立起依据科学实证的方法以追寻“革命人”鲁迅一生思想文学业绩的研究架构。木山英雄则一开始就把《野草》置于鲁迅思想文学的中心，通过彻底的文本解读以探索作家主体建构的逻辑方法，也即作品本身的运动所展现出来的连续性思维背后那个“流动着的哲学”，实际上从思想艺术的结构深层上回答了竹内好所谓鲁迅“文学的自觉”这一根本性问题。而自称是竹内好最忠实之“追随者”的伊藤虎丸，其鲁迅研究更响应时代的变化，逐渐脱离“文学与政治”的认识框架而转移到如何反思战后民主主义的失败教训，重建亚洲式的个人主体性和文学之写实主义传统上来，与此相适应，他倾向于在“鲁迅与西方”和“鲁迅与日本”的关系结构中思考“亚洲现代性”问题。 耻辱与恢复——鲁迅文学生成的契机 值得注意的是，辉煌一时的战后日本鲁迅研究到了1980年代以后，其思考主题和阐释架构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随着“政治季节”的终结，将鲁迅作为民族自我反省和思想抵抗的资源予以深度开掘的研究意图与动力渐渐弱化，“去政治化”和学术规范化成为代之而起的发展趋向。丸尾常喜(1937-2008)正是1980年代之后日本鲁迅研究界出现的重要学者，他在与思想史(包括宗教学、民俗学、社会史)密切结合的文学内部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他大胆提出“阿Quei即阿鬼”的假说，由此开拓出将鲁迅与传统中国土俗世界直接关联起来以阐释其思想文学的一片新天地。他那新颖而厚重的研究在更为科学规范化的学术领域为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传统的深化做出了独自的贡献，因此人们在“竹内鲁迅”、“丸山鲁迅”和“伊藤鲁迅”之后又有了“丸尾鲁迅”的说法，足见其影响力之大。丸尾常喜倾一生的学术精力于鲁迅研究，共留下三部著作：《鲁迅——为鲜花而甘作腐草》(1985)、《鲁迅——“人”与“鬼”的纠葛》(1993)和《鲁迅〈野草〉研究》(1997)，而尤其在后两部主要著作中，已然形成了一个严密而独创的阐释体系。1996年在北京的一次讲演中，他这样概括自己的研究重心和路径：回顾起来，我所研究的关键词汇有两个，一个是“耻”，一个是“鬼”。换句话说，“耻”和“鬼”是我的鲁迅研究的两根主干。②而我们可以认为，丸尾常喜正是通过这两个蕴含丰富的核心概念而构筑起了自己独自的阐释体系的。如果说，从具有文化心理学意味的“耻”意识这一概念出发考察的是鲁迅文学生成的契机问题，那么从宗教民俗学上的“鬼”这一关键词出发探索的则是鲁迅思想文学与中国民间土俗世界的内在关联问题。而这两个领域，尤其后者乃是以往的研究关注较少的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