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1)03-0075-(12) 1988年，汪晖在《鲁迅研究历史批判》一文中，对1980年代以前鲁迅研究的历史有如下回顾： 鲁迅形象是被中国政治革命领袖作为这个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或文化的权威而建立起来的，从基本的方面说，那以后的鲁迅研究所做的一切，仅仅是完善和丰富这一“新文化”权威的形象，其结果是政治权威对于相应的意识形态权威的要求成为鲁迅研究的最高结论，鲁迅研究本身，不管它的研究者自觉与否，同时也就具有了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性质。[1] 1980年代语境中，“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意味着某种来自党派或者政治力量的理论体系，它无所不包，对任何现象都给予先在给定的、又是权威的垄断性的解释。对意识形态的服膺也意味着人们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利，甚至意味着丧失了思想的能力。所以，“意识形态”提供了钳制人们想象力、创造力的人与世界的虚假的“想像关系”，而对于“新时期”的知识分子而言，如何摆脱“意识形态”束缚，去发现一个真实的世界、真实的鲁迅，成了鲁迅研究的核心任务。人们强调了以往鲁迅研究的偏差，“党的鲁迅”、“民族的鲁迅”，就是被充分“意识形态化”了的鲁迅，没有了他的独特性，没有了“鲁迅本体”。 当然，回顾历史我们也会发现，1980年代寻找“真实”鲁迅、“本体”鲁迅的进程也没有脱离意识形态的影响。而1980年代的鲁迅研究者在1990年代以后或多或少改变了对鲁迅的看法，甚至也改变了对革命文化对鲁迅的权威解释的看法。我们也很容易发现，1980年代的鲁迅研究，受制于当时两大思潮的影响：启蒙主义与现代主义。后者不仅仅提供了新的研究鲁迅的动力，而鲁迅研究本身也参与到了1980年代思潮之中，对当代文化产生了新的影响。 但是，1980年代对先前鲁迅研究的批判仍然是鲁迅研究历史中很有意义的一个环节。汪晖在文中很有效地指出了在历史上，对鲁迅精神有着深刻体验与理解的研究者如冯雪峰等人，对于鲁迅精神中那些与特定政治意识形态体系不相吻合的独特而复杂的现象仍有敏感的发现，只是由于支配性思想的影响，所以对鲁迅独特的精神现象——往往以孤独、寂寞以至悲观、绝望的形式表现出来，持否定性评价的态度。[1]客观地说，对鲁迅文本的阐释和对指导研究的纲领性文件诸如《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运用之间，在革命时代仍然有不相契合的地方，所以革命时代对鲁迅的阐释并不高度一致。而1980年代也仍然存在着一种在马克思主义思潮内部摆脱僵化的教条的束缚、调整对鲁迅评价的努力。①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潮内部的努力，与1980年代的鲁迅研究进程并不一致。后者致力于突破原有的大框架，以突显出鲁迅的全部感性经验和精神特质。 1986年，钱理群这样描述50年来鲁迅研究的变化： 如果说40、50、60年代，人们对鲁迅的观察视野集中在“民族英雄”的鲁迅这一个层面上，带有单向思维的性质，那么，今天，人们尽管仍然高度重视鲁迅作为“我们民族的伟大代表”、“我们民族的优秀精神的大集合体”这一面，同时又把观察视野缩小到作为“个人”的鲁迅，对“自我”——他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心理素质、性格、情感……感到了浓厚的兴趣，又扩大到作为人类探索真理的伟大代表的鲁迅，从世界范围内，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广大时间、空间来探讨鲁迅及其思想、艺术的价值。 钱理群解释说： 这两种观察视野都是自己时代的产物：在民族遭受异族侵略及外国势力的封锁的四五十年代，人们自然不能不把目标集中于民族的独立、解放和民族精神的发扬上；而在中华民族再次觉醒、崛起的七八十年代，我们的民族不仅需要再度发扬民族精神，而且要补历史的一课：重新认识、评价、发扬自我的价值——于是，年轻一代把目光转向鲁迅的自我；我们民族再一次走出了闭关自守的绝境，开始面对世界，以人类大家庭的一员的姿态积极参加世界文化的创造——于是，鲁迅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潜在价值被发掘了出来，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之一。[2](引言，P12～13) 汪晖与钱理群的观点并无二致，但在方法上有差异。汪晖以理论的方式所探讨的意识形态与鲁迅本体之二元对立，在钱理群那里被转化成一个历史进步的问题，后者赋予以前的鲁迅研究以相对合理的历史位置，而将1980年代的鲁迅研究——突出“个人”和“人类”的鲁迅放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予以理解。 因此，1980年代最响亮的口号就是“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去复原一个真实作为个人而存在的鲁迅。而且，我们也应该看到，“回到鲁迅”的口号，并不是复原一个绝对个人化的鲁迅，而是要通过重新赋予鲁迅以个性的方法，以鲁迅的个性来描述作为“民族”的鲁迅乃至作为“人类”的鲁迅。所以首先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摆脱以前的意识形态对鲁迅的纠缠。正如提出这个口号的王富仁所主张的那样，新的研究“不应当以毛泽东统治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具体规律的理论结论为纲，而应当以鲁迅在当时实际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为纲”。[3] 王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4]其简缩版论文在1985年《文学评论》的发表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它表明鲁迅研究的主潮彻底告别了历史上的革命模式。镜子理论来源于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价，他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学者们仿用此语，称鲁迅是中国革命的镜子，陈涌1954年发表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一文说《呐喊》、《彷徨》“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革命，反映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和毛泽东同志的结论是完全一致的”。[5]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学者看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反帝反封建，推翻三座大山，而革命的动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王富仁将“革命”前加上了“思想”，革命变为思想革命，反帝反封建变为反封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