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信的首要功能，当然是彼此感情的沟通和信息的交流。在古代交通不甚发达的情况下，人们偶尔得到远方友朋的一封问好的书札或外出游子的一封报平安的家书，那该是何等感激欢欣的事啊，因此书信在古代被人珍若拱璧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到了现代，交通条件大大改善，但书信的地位似乎不减，其作用也显著增加，除了沟通信息、交流情感的传统功能之外，它还被发展成一种散文或小说文体，甚至文论形式和文学互动方式，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形式。 相濡以沫在战时：沈从文给李健吾的慰问信及其他 沈从文是个特重感情、很爱写信的作家。《沈从文全集》(以下简称《全集》)收集了他的不少书札，但仍有一些遗漏在外。如1944年11月1日上海出版的《万象》杂志第四年第五期上所刊沈从文《自滇池寄》两函，第二封已编入《全集》第17卷之《新废邮存底续编》中，但不知为何却遗漏了第一封，或者这封信改题收入了《全集》？然而翻检《全集》，迄未检得，也许我的检索有所疏漏亦未可知，所以暂以《自滇池寄》(一)为题补录如下—— ××： 人有说你已过福建的，得□□①信，方知犹在上海，未作他计。法国文学史工作想已完成甚多。这里熟人多如旧，生活或已如“黔娄先生”，情绪还像不大寒伧，见面时有说有笑。惟分住各乡的，一年中见面亦不多耳。甫先生②犹如当年从容，常问及你情况。佩弦略见老态。之琳作五十万言小说，已完成。一多以刻图章补助生活，且有兴趣译新诗(中译英)。毓棠尚能于教书之外写诗。冯至、广田，亦多能写作，且可常见面。我住乡下已五年，每星期只在城中一二天，孩子们于乡村中长大，顽健比似城中略胜一筹。气候温暖，过日子平平静静，故不觉长久。原来与冰心诗人相去一里许，近则唯戴世光陈达相去不多远。三小姐③一切照常，精神则比过去转好，大约因凡事自己动手，每天在家中自己做酸菜，霉豆腐，劳作不息。欢笑歌呼，尤增加大人快乐，④因之岁月虽逝，生命中所保留青春活力，转若在任何情形中均不至于消失，老友闻之，定必愉快！徽因寻常在四十度高热中，相去过远，信息不明，病既是原有之病，想不至于如何沉重！宗岱精神似尚好，可从填旧词兴趣看出。巴兄⑤或尚在桂林，小说改戏，各处上演，亦甚热闹。孟实久无消息，只间或在刊物上见说教小文章耳。占元⑥甚用功，已结婚。萧干无信，不知生活如何。相去万里，六年来大多数人已发鬓成雪，幼小者多成童子，相见何日？能不令人悒悒！望各自珍，并为朋友珍重。××，××，并盼致意。 弟文 一月二十日 据《万象》的出刊时间和《自滇池寄》(一)中所谓(抗战)“六年来”等语，沈从文撰写此信的“一月二十日”当即是1944年的1月20日。此时按阳历说已进入1944年，但按旧历说，则仍在1943年岁末也，正合抗战爆发“六年来”通信双方天各一方之况。 两封《自滇池寄》集中表达了沈从文对羁留上海沦陷区的文化界朋友的殷切关怀，诚所谓纸短情长，字里行间浸透了深厚的情谊。比较而言，《自滇池寄》(一)的内容更重要些，然则沈从文的这封信究竟是写给谁的呢？细绎其内容、措辞，并联系相关情况，大体可以推定，接受这封信的人必须具备四个限定条件：其一，从沈从文在信中称对方为“老友”的亲切口吻来看，收信人显非沈从文的前辈或晚辈朋友，其年龄资历应与沈从文相当。其二，沈从文在信的开头慰问对方之后，紧接着就说“这里熟人多如旧”，然后一一报告了流徙西南尤其是昆明的“熟人”的情况，涉及杨振声、朱自清、卞之琳、孙毓棠、闻一多、冯至、李广田、林徽因、梁宗岱、朱光潜、巴金、陈占元等，这些人乃是沈从文和收信者共同的“熟人”，除巴金、陈占元外，其他都是战前就活跃在北平的京派文人学者，据此则收信者也当属于京派圈子无疑。其三，这个被沈从文称为“老友”的人又是个法国文学专家，曾经计划撰写《法国文学史》。其四，此函开头一句——“人有说你已过福建的，得□□信，方知犹在上海，未作他计”，既透露了收信人的一点行藏消息，也包含着对其处境的一点含蓄暗示。其所透露的消息是，收信人自抗战爆发后一直蛰居上海，后来曾想离开上海，但未能实现，截至1944年初仍羁留上海；然而作为朋友的沈从文专此致函问候，却只说了一句话就转了话题，这又耐人寻味地暗含着顾虑日伪的书信检查、担心“老友”的安全之意，令读者从字里行间隐约可以体会到，其时收信人很可能受到了某种威胁，不得不预谋出走福建而未能成功，则他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坛上当是一个非同寻常、因而招惹日伪注目的角色也。 应该说，在彼时的沈从文的友人中，符合以上四项条件之一者是颇不乏人的，但同时符合其中两项者，就很少见了，而完全符合所有四项者，则似乎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李健吾。 李健吾比沈从文小四岁，但二人几乎同时走上文坛。李健吾早年参与的文学青年小社团曦社和于赓虞为骨干的绿波社是友好社团，稍后于赓虞又组织无须社，沈从文也曾参与无须社，并且李健吾和沈从文都是《晨报副刊》投稿者，所以通过这些相互交集的文学小社团和共同的文学园地，或许李健吾和沈从文在二十年代中期即使未曾谋面，也应该是相互知道的。二十年代中后期李健吾和沈从文在小说创作上渐露头角。三十年代初李健吾赴法留学，致力于法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研习，沈从文则在乡土抒情小说创作上成就显著，因此成为京派文坛骨干。1933年8月李健吾学成归国，虽然也继续致力于小说以及戏剧创作，但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和法国文学研究方面。他以刘西渭为笔名的精彩批评文字，多刊载于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可谓闻名遐迩，但当时只有沈从文等少数知友知道刘西渭就是李健吾。此时的李健吾已成为京派文人集团中的一员，他的批评才识尤其令沈从文叹赏，以至于沈从文四十年代创作了爱欲传奇系列小说《看虹摘星录》后，曾把“批评家刘西渭”预列为自己的这本小书的两个“最好读者”之一。⑦在法国文学研究方面，李健吾精心撰写的专著《福楼拜评传》，先在一些刊物上分章发表，如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出版)就发表了最精彩的第二章《包法利夫人》，立即赢得学界的一致好评，他因此被公认为后来居上的法国文学研究专家。李健吾晚年在回忆郑振铎时仍念念不忘道：“对我生活最有影响的是我在创刊号上发表的论文《包法利夫人》。这篇论文引起一些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注意。从未谋面的林徽音女士看后，给我写过一封长信，约我到梁家见面。……论文《包法利夫人》也引起了你(指郑振铎——引者按)的注意。后来约我到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教书，就是为了这篇论文的缘故。”⑧或许正是因为《福楼拜评传》太成功了，才催生了李健吾撰写一部《法国文学史》的学术抱负吧，而在当时中国的法国文学研究界，他也确实是最堪此任的学者。说来，在那时的文坛上比较熟悉法国文学的虽有十数人，但多从事译介或批评，如梁宗岱、傅雷、盛澄华等，至于从事法国文学史研究的则不过寥寥三五人而已。年资较老的是李璜和袁昌英，李璜编著的《法国文学史》，乃少年中国学会丛书之一，192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袁昌英的《法兰西文学》，为万有文库之一种，1929年商务印书馆初版，1944年改订为《法国文学》——以上两书原都是简介常识的小册子。三十年代涌现出了三个对法国文学有专深研究的年轻学者吴达元、李健吾和徐仲年。任教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的吴达元经过差不多十年的刻苦努力，终于在1944年完成了他的学术巨著《法国文学史》，并于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今仍然是难以超越的著述；任教于中央大学的徐仲年在抗战前后分别出版了《法国文学ABC》(世界书局，1933年)和《法国文学的主要思潮》(商务印书馆，1946年)；至于李健吾则因其《福楼拜评传》的学术水准之高，让人们对他撰作一部高质量的法国文学史寄予了最大的期望，而他也是上述诸人中唯一蛰居于沦陷了的上海的人，人或以为他可以埋头学术著述了，那不过是美好的幻想。事实上，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失去“孤岛”掩护的留沪文人处境更为艰窘而且艰险——面临着维持生存和坚守气节的双重考验。即如李健吾，就在一夜之间失去了养家糊口的所有职业来源，而他又有腿病不能跋涉到大后方，就在此时——1942年春梢——正“荣任”华北伪政府教育督办的周作人托人传话给李健吾，劝诱他“回到北平来做北大一个主任罢”，但刚硬不苟的李健吾拒绝了：“我写了一封回信给那个人，说我做李龟年了，唐朝有过这个先例，如今李姓添一个也不算怎么辱没。”⑨由此，李健吾下海了，成了一个演员和编剧，解决了一家的生活问题，抵挡住做了汉奸的老师之诱降。然而，危险仍然存在，尽管李健吾和他的戏剧同道们尽量走“商业化”的戏剧道路以规避日伪的迫害，但是他们的戏剧活动毕竟难以完全掩饰民族情怀，所以作为沦陷时期上海戏剧活动头面人物的李健吾还是被日伪警宪盯上了。李健吾对此不可能没有感觉，他因此而有出逃福建的计划，也在情理之中，只是尚未得到适当的机会实行。而听到风声的大后方友人们如沈从文等，自然也很担心李健吾等人的安危。这很可能就是沈从文写这封信的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