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面对“破体”与“失范”的当下散文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散文创作领域，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散文打破了原先过于持重与平静的局面，显得特别亢奋与活跃。其表征是随着散文观念的嬗变，散文创作从以往的崇拜“美文”，迷恋优雅纯洁，效仿杨朔式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到唯余秋雨的马首是瞻，热衷于在历史的后花园散步，由过去的迷“小”变为现在的恋“大”。“文化大散文”之后，又有“新散文”异军突起，其以横扫千军之势，从写作立场、价值取向、虚构性、叙述、结构、语言等方面对传统散文发起了猛烈的冲击，进行了全方位的颠覆，而今可以说是“革命”基本成功，野狐禅已经进入庙堂。“新散文”尘埃未落，新近又出现了“在场主义”散文，以及强调“原”的“原生态散文”，甚至还出现了“披头散发”的“四不像散文”。这种散文现象蜂起、散文佳作如林、散文口号翻新的局面，不禁使我们想起上世纪80年代曾经“崛起”且“朦胧”，而后又不断“试验”着的诗歌盛世。毫无疑问，这种生机勃发的创作格局不仅标志着当代散文创作的繁荣，而且表明散文的观念和审美视域已获得了重大的拓展。 然而，在看到当代散文观念的突破与变革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因观念的嬗变、文体的解放而“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写作狂欢带来的危害。有研究者认为：“这种‘破体’愈演愈烈，时至今日已成‘失范’之势，它严重地影响和损害了散文的健康发展。”①正是面对着这种既“破体”又“失范”的创作态势，我想从“大”与“小”、“优雅”与“粗野”、“真实”与“虚构”、“在场”与“出场”四个方面，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散文进行反思。这种反思虽属一己之见，说不上全面深刻，但我认为，这些问题直接关系着当代散文的前途和命运，万万不可等闲视之。 二 “大”与“小” 散文创作中的“大”与“小”的问题，刘锡庆先生曾在《当代散文创作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谈过。②不过，刘先生主要从“范畴论”，从外在形式的“大”与“小”来探讨，我则侧重从形式与内容的结合，特别从感情含量、精神空间和人格境界来深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大”与“小”的第一层面，是“散文”的概念、定义的“大”与“小”的问题。关于这方面，过去的散文研究者做过不少探讨，但至今仍未有统一定论。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又有贾平凹与刘锡庆的“大散文”与“文体净化”之辩，同样谁也说服不了谁。所以我不想在此问题上过多纠缠，我只想简单表明我的看法：“散文”作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它的范畴应有一定的弹性和宽泛性，比如小品、随笔、笔记乃至一些人物纪实、生活纪实之类，都应视为散文家族“理所当然的成员”。持论过严，口子太小，认为惟有“主情”的“艺术散文”才是散文的“正宗”，其他都应拒于散文的大门外，这样“小”是“小”了，却是自缚散文的手脚，自毁散文的长城，并不利于当代散文的发展。反之，无视散文的边界，将散文当成“百宝箱”或“大箩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同样会给当代散文带来灾难。因为如此一来，谁都可以轻视散文，不将散文当一回事。事实上，散文之所以长期受到轻视贬低，很大部分原因就是人们对这种文体缺乏应有的敬畏之心所致。正是出于这样的担忧，我原则上赞同刘锡庆先生的这样一个观点，即真正的散文应有情感的震撼性、表现的优美性和精神的独创性。总之，加强散文的文学品位，提高散文文体写作的难度，是关系到当代散文前途命运的大问题。 与此相联系的是篇幅的“大”与“小”。在篇幅方面，自从“文化大散文”兴起后便出现了一种创作倾向，许多散文作者一写起散文来动辄每篇就是万字以上，有的更是达到了每篇几万字。及至到了“新散文”那里，这种“厌短逐长”的写作风气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有蔓延之势。比如祝勇的《旧宫殿》(15万字)、张锐锋的《别人的宫殿》(20万字)、《沙上的神谕》(20万字)、《皱纹》(21万字)、《祖先的深度》(20万字)等作品，其篇幅都超过了10万字。散文篇幅越来越长，固然有“破体”之效，但我认为此风不可长，因为它违背了艺术创造的规律，尤其违背了散文这一文体的本体性。散文是“以情动人”，以简洁、凝炼、优美的文字，以心灵的建筑去打动读者。试想，一篇几万字的散文，它的感情有可能集中和强烈，文字有可能简洁和凝炼吗？它必然掺进一些感情的水分，必然要唠唠叨叨，必然要东拉西扯天马行空，或用一些空泛的议论来拉长篇幅。可能是看到“超长散文”的这一致命伤，在散文创作上成绩颇丰、对散文理论亦深有研究的林非先生早就指出：“如果想要展开更长的篇幅来进行叙述的话，那就干脆去写小说好了；如果想要这样来进行议论的话，那就干脆去写论文好了。企图写好一篇长达数万字的散文来，那真可以说是违背了艺术与审美的规律，去做一桩吃力不讨好的傻事儿。”③林非先生的尖锐批评可谓一语中的。既然如此，当代散文还有什么理由要弃短就长，以长是鹜呢？ “大”与“小”的第二个层面，是题材的“大”与“小”。大概是厌倦了传统散文在题材选择上过“小”，过于偏爱“小摆设”，即迷恋写风花雪月、小桥流水之类的缘故，这些年来，散文批评界一直在呼吁“大品”、“史诗性散文”，提倡“大题材、大情感、大境界、大家气派”的散文，与此同时贬低“小题材、小情感、小境界、小家子气”的“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于是乎，一时间散文界充斥了大量写政治人物或政治事件，写王朝更迭和知识分子的气节人格，写中华民族的文化苦旅等以“大题材”为特征的大散文，甚至原先一些以写小题材、以抒发复杂细致的情感见长的女性散文家，也争先恐后加入到追逐“大题材”的行列中。其结果自然是堆砌资料、硬性拼凑、牵强附会，或反刍陈腐的历史观点，或大词连篇，凌空蹈虚。总之，散文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了“大题材”的误区，从而失去了自己的本性。这种现象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觉，并不得不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当代散文的题材到底是“大”好还是“小”好？在我看来对此问题不能硬性规定、一概而论，而应根据作家的生活阅历、思维结构，思想境界和审美情趣来决定。比如司马迁的《史记》、巴金的《随想录》都是“取材者大”，但因“所见者大”(孙犁语)，所以他们代表了其所处时代的散文水准。余秋雨的“大散文”尽管遭到百般贬低，但因他有一般人所不能及的学识、才情、语言天赋以及对历史的独特理解力，因此他获得了成功。同样的道理，一些从“小”处进入的散文，由于以“小”见“大”，将个人的个性体验、生存困境同人类面临的大问题联系起来，这样切入视角“小”的散文同样可以成为杰作，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可见，散文的题材在本质上没有“大”与“小”之分。散文写得好坏的关键在于创作主体的创造能力，而且这种“大”与“小”常常处于变动之中，不可能一成不变。如果一味强调写大题材，则有可能像汪曾祺、林斤澜等人所批评的那样，将回到“题材决定论”的老路上去。④此外，过分重视大题材，轻视、反对写小题材，也有悖于散文这种文体的本性，因散文的长处正在于“一粒沙里见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⑤。正是基于此，我认为当代散文在题材的取舍上不应过于纠结于“大”与“小”，而应在“小”中见“大”、“小”中见“广”、“小”中见“深”上多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