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下文学的疑虑或焦虑,隐含了对文学“轰动”或“突变”的期待,换句话说,对那种石破天惊式的文学革命的期待。在文学发展历史的描述中,文学内部的革命,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框架内展开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这种“递进式”的文学革命不断改写文学的面貌和发展路向。每次革命都引发了审美地震,也一次次地将文学推向了社会历史的前台。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文学的“轰动效应”已被宣布失去,当后现代主义的文学革命完成之后,文学革命的道路基本终结。文学未来的路向不明或彻底开放,这种景况也从一个方面表达了“现代性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的判断,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还须意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并未“完全定型的社会”,文学表达的各种声音或情感,“多少有助于影响最后的定型——哪怕极为轻微的影响。至少到目前为止,历史仍在大幅度地调整。所谓的‘中国模式’可能是一个有待于论证的提法,但是,‘中国经验’这个概念无可争议。‘中国经验’表明的是,无论是经济体制、社会管理还是生态资源或者传媒与公共空间,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出现了游离传统理论谱系覆盖的情况而显现出新型的可能。现成的模式失效之后,不论是肯定、赞颂抑或分析、批判,整个社会需要特殊的思想爆发力开拓崭新的文化空间。这是所有的社会科学必须共同承担的创新职责”①。文学当然也在行使这样的职能,参与社会历史的建构或重构。 在这样的背景下,客观地观察当下文学,就会看到不同的文学风景。我曾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这样的看法:评价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期的文学成就,首先要着眼于它的高端成就,如英国文学与莎士比亚,法国文学与雨果,印度文学与泰戈尔,俄国文学与托尔斯泰,美国文学与海明威,日本文学与川端康成,中国文学与鲁迅等等。只有看到这些高端的文学成就,我们才有可能评价一个国家、民族或不同时期的文学。那么,讨论文学革命终结后的新世纪文学,我们首先应该看到的是代表这个时代高端文学成就的中篇小说。其他文体和形式也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是,多年来,中篇小说的“数量之多、质量的相对稳定,都是其他文体难以比较的。……文体自身的优势和载体的相对稳定,以及作者、读者群体的相对稳定,都决定了中篇小说在物欲横流时代获得了绝处逢生的机缘。这也是中篇小说能够不追时尚、不赶风潮,能够以‘守成’的文化姿态坚守最后的文学性成为可能。……因此,新世纪以来,中篇小说成为各种文学文体的中坚力量并塑造了自己纯粹的文学品质”②。而“中国经验”的出场或有意无意的集中表达,证实了这一看法并非虚妄。 一、暗流涌动的浪漫主义文学 中国自新文学诞生以来,没有经历大规模的浪漫主义文学的洗礼。特殊的历史境遇,使其一诞生就承载着苦难和实用的诉求。这一点与19世纪的法国和德国的浪漫派文学大异其趣。欧洲19世纪文学主流是浪漫主义领衔主演的。当雨果的《欧那尼》在巴黎上演的时候,青年追随者在里佛里街的拱廊上写满了“维克多·雨果万岁”,幕布一升起,一场暴风雨就爆发了:剧场人声鼎沸,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收场。后来,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法国的浪漫派》中写道:“作为一出戏剧,《欧那尼》是极不完美的;它是抒情性的作品,是雄辩的作品,包含很多夸张的成分。但是它却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优点,那就是,一个独立而卓越的人类灵魂在这里得到了无拘无束、淋漓尽致的表现。……《欧那尼》是七月革命时期鼓舞了法国青年的精神的真髓;他是整个法国的形象,而从浪漫主义的眼光看来,它已扩大成为世界的形象了。”③这样的文学革命是如此地激动人心,但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说来,它只可想象而难再经验。 在“五四”时代追求个性解放的文学中,浪漫主义如电光石火稍纵即逝。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它没有、也不可能形成文学主潮。没有受过浪漫主义文学洗礼是百年中国文学的一大缺憾。但在新世纪的中篇小说中,浪漫主义虽没有形成革命般的潮流,却如暗流涌动,浪漫主义的文学元素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来。迟子建的《起舞》④,是一篇精致而充沛的小说。其奇巧的构思和张弛有致的情节,将20世纪上半叶一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哈尔滨的万种风情,展示得异彩纷呈。小说在讲述情感传奇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普通人面对现实时的勇武和决绝。“老八杂”这个市井之地,在表面的世俗生活背后,也因久远而埋藏无数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个女工在舞会上与“老毛子”意外发生关系,生下的“二毛子”,历尽人间羞辱,女工一生枯守,至死不悔;丢丢敢为万人先,不仅嫁给“二毛子”,而且敢于为民众、也为自己守护那个仅存的理想与生存的家园。《起舞》有刻骨铭心的爱情,也有齐耶夫可以理解的偷情,“情”是《起舞》的起点也是归宿。“老八杂”就这样幻化为坦率的人格和达观的性格。跌宕的故事和多种文化的交融将《起舞》装扮成北国的俏丽佳人。 鲁敏作为“70后”作家,近年的中、短篇小说有相当高的声誉。《逝者的恩泽》⑤是一篇构思缜密、想象奇崛、苦涩凄婉又情调浪漫的小说。无论趣味还是内在品格,在当下的中篇小说中都可谓不可多得的上品。小说可以概括为“两个半男人和三女人的故事”。那个不在场者但又无处不在的“逝者”,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一切都因他而起;小镇上一个风流倜傥、有文化有教养的男人,被两个年龄不同的女性所喜爱,但良缘难结;一个八岁的男孩,“闻香识女人”,患有严重的眼疾。一个女人是“逝者”陈寅冬的原配妻子红嫂,一个是他们的女儿青青,还有一个就是“逝者”的“二房”——新疆修路时的同居者古丽。这些人物独特关系的构成,足以使《逝者的恩泽》成为一篇险象环生、层峦叠嶂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通俗文学里常见的元素,在鲁敏这里并没有演绎为爱恨情仇的通俗小说。恰恰相反,小说以完全合理、了无痕迹的方式表达了所有人的情与爱,表达了本应仇怨却超越了常规伦理的至善与大爱。红嫂对古丽的接纳,古丽对青青恋情的大度呵护与关爱,青青对小男孩达吾提的亲情,红嫂宁愿放弃自己乳腺疾病的治疗而坚持医治达吾提的眼疾;古丽原本知道陈寅冬给红嫂的汇款,但从未提起。这一切使东坝这个虚构的小镇充满了人间的暖意和阳光。在普通生活里,那些原本是孽债或仇怨的事物,在鲁敏这里以至善和宽容作了新的想象和处理。普通人内心的高贵使腐朽化为神奇,我们就这样在唏嘘不已、感慨万端中经历了鲁敏的化险为夷、绝处逢生。这种浪漫和凄婉的故事、这种理想主义的文学,在当下的文学潮流中有如空谷足音,受到普遍赞誉而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