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为主要形式的当代文学史编写开始陆续在各种相关会议中被提及和规划，这些会议事实上为我们考察一种新的“当代文学”的生成划定了一个特定的场域。因为“自上而下的制度化开会仪式是中国特有的政治运作模式。在当代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变化都是通过开会发生的”①。在抽象的层面上，会议负载着传达以政策形式集中体现的意识形态内涵的功能，为各种具体化的实践提供和制订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规范；在直观的层面上，会议则往往集结了来自不同领域的关键人物试图就某一问题达成默契和共识。因此，会议所展开的临时的地理空间表征着各种话语和权力相互冲突和妥协的隐性的文化场域。具体到当代文学史的生产而言，我关注的是在这些会议召开的过程中，由于集体写作模式的规约而形成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亦即场域的初步呈现及其客观结构。 一 教育体制与国家权力 1978年6月，教育部在武汉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会议由教育部副部长高沂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和宦乡分别发表了讲话，到会的有58所高等学校的文科教学工作者和部分省、市的教育工作者。会议回顾和分析了文科教学的历史和现状，指出应该充分认识文科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坚持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要把高等学校文科办成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人才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济管理人才的重要基地并重新肯定了1961年确定的文科教学方针及贯彻这一方针所取得的经验，同时还讨论和初步制定了中文、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等专业的教学方案、教材编选规划和文科教师培训计划②。 高等学校文科教学之所以被提上议事日程，一个显而易见的背景是随着“文革”的结束，高等教育经历了重大的改革和转折。1978年4月，复出后分管科学和教育的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育水平，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造就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一代新人，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这些意见在“两个凡是”的语境下无疑沿袭了一些惯用措辞，但却在事实上否定和抛弃了“文革”所奉行的激进教育路线。苏珊娜·佩柏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教育秩序包括三种不同的传统，“从民国时期继承的传统是受现代西方启发的学说嫁接在古代儒家基础上的混合体。第二种传统来自中国共产党人他们自己作为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农村边区政府领导人的新近的经验。第三种传统在50年代才介绍到中国，当时新的共产党政府在进行学习苏联的大胆尝试”③。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后两种传统分别作为“延安模式”和“苏联模式”在此起彼伏的融合与冲突中对中国的教育体制中发挥了持续而重要的影响。就高等教育而言，在建国初期被全面引进的“苏联模式”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一的公有制模式的复制，所有大学皆为公立；二是将中央集权的力度贯通到基层的大学组织。因此，“从总体上看，中国采纳的主要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起来的斯大林体系。……这一体系主要是以高度集权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严密控制为主要特征的”。④在此种模式之下，“高等教育的重心是培养一支具有高度纪律性的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的各个领域内所需要的专业队伍。从政治方面讲，这恰好与中国共产党内部被认为是温和派或务实派的观念相吻合。然而，它却与以毛泽东及党内其他人试图寻求一种更为激进的革命路线以改变社会的观点背道而驰”⑤。尤其是随着中苏关系出现裂隙，1958年的“大跃进”开始重新接续此前在延安积累起来的某些教育经验⑥，试图以此打破对“苏联模式”的全面复制，其中最为突出的实践是：“各地区开始创建自己的高等教育中心，各省属高校开设的专业范围广泛，且综合化程度较高，在地方上取代了完全受控于中央的专门院校。与此同时，这些地方院校还开始探索、开放更为地方化的课程内容。政府也鼓励高校建立小型的校办工厂，并介入当地的生产建设。在那段时期，允许高等院校的学生参与编写新的教科书，进行科研项目。地方参与已蔚然成风，教材多样化，使得地区的不同特色找到表达的途径。”⑦这些本土化的尝试不同程度地触及到高度的中央集权、理论与实际相脱离、专家主导的等级制度等弊端，然而同时也因为过于强调和突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大众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理念而埋下了新的隐患。尽管在“大跃进”总体被认为失败之后，高等教育部分地恢复到了“苏联模式”，但是，紧随其后的“文革”由于激进政治势力的掌权而彻底将“延安模式”推向了极端，学校成为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对象，高等教育管理权全面下放。直到“文革”结束，这种局面才有了根本性的扭转。1977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标志着全国统一高考制度的恢复，随之而来的是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苏联模式”也逐渐重新回归。“1976年以后，决定着教育制度性质的各种力量的对比情况同50年代反右斗争开始以前那段时间相似。那时，苏联式的结构和亲西方的知识界主宰着正规学校制度”，表现之一是：“权力又回到学术权威手中，并集中在教育部领导的国家教育官僚机构里。”⑧ 教育部成立于1949年，1950年颁布的《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中规定：“全国高等学校以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领导为原则”，“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对全国高等学校(军事学校除外)均负有领导责任”。高等教育部颁发的有关全国高等学校的建设计划、财务计划、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生产实习规程以及其他重要法规、指示和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全国高等学校各类专业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统编教材。⑨可以说，教育部是国家权力全面渗透到高等学校的集中体现⑩。“文革”中，参照“苏联模式”运行的教育部亦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冲击，1975年1月得以正式恢复，同时，中央开始再度统一课程和规范教材。需要注意的是，除教育部这样的行政机构之外，中国科学院这样的学术机构也是介入课程与教材不可忽视的力量，因为在“苏联模式”下，“所有重要的研究项目均由中国科学院及与之相关的机构来组织实施，而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机构却无从插手。这就意味着在大学里进行研究工作很难受到支持，大学通常只是用一成不变的教科书传授早已有定论的知识”。(11)因此，这次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工作座谈会的主导力量和言论来自于教育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12)的高层官员，不仅清楚地表明高等教育被重新纳入中央集中规划和管理的轨道，也明确地传达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立场和需要：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必须密切配合拨乱反正的政策——“在当前以至今后一个时期，特别要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各种谬论，研究‘四人帮’的出现和存在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教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阐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有效途径。要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提出的新问题，总结实践经验，探讨客观规律，为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要继承我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研究我国各民族和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科学和军事各方面的历史和现状，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事业”(13)。 然而，尽管“高等学校文科教育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文化队伍和管理队伍的任务”(14)，但在此之前却并没有与理工科教育分享同等的发展机遇。无疑，新中国急迫的现代化想象和焦虑使得无论是“苏联模式”还是“延安模式”都更为强调科学技术的原则和实用人才的培养(15)，因而，在社会主义经验下振兴高等学校文科教育为数不多的可资借鉴的范本就是60年代初短暂的调整时期产生的文科教学经验，因为这一时期被看作是两种模式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似乎成为可能”(16)。1961年4月，教育部和文化部在北京召开了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这个会议意味着建国以来文科教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开始建构正常的运行秩序。会议总结和评价了1958年教育革命以来的文科教学工作，就有关文科教学的若干带根本方针性的问题，如培养目标，教学、劳动和科学研究三者的正确结合，各种课程的比重和相互联系以及如何在文科教学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此外还修订了文科7种专业(语文、历史、哲学、政治、政治经济学、教育、外语)和艺术院校7类专业(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的教学方案的草案，并且相应地订出了224门课程的教材编选计划，包括教材297种(其中文科126种，艺术171种)(17)。不难发现，同样是对激进路线的修正和调整，1978年的会议在某种程度上是1961年被中断的实践的延续，尤其是在教材编选方面，1960年代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领导下的工作经验直接为1978年的会议提供了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