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而完美的世界

      中图分类号：I24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1)03-0038-05

      当代作家史铁生历经新时期文学30年，扶轮问路写作夜，一朝行魂付丘山。他在潮流之外与文学结缘，因意外之变逼上写作之路，这一以上帝之手偶然画就的人生轨迹在当代文学的草图中别呈异象。史铁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难以复制的精神历程凸显其独特的存在价值，他从切身精神生活体验出发，选取境况相似的残疾群体作为文学关照的对象，以真诚态度写出这一群体直面残缺人生诸多困境时的精神生态，严肃思考苦难挫折于命运人生母题中的精神启发与力量昭示，从而为局限人类的缺憾人生作出近乎完美的哲理注解。“个体生命感受的表现与揭示，只是迈向人类生存终极目标的起点而不是终点，但确是迈向人类生存终极目标重要的第一步。”[1](P169)作家作为生命体验的个体，其形而下的体验中往往叠印着人类全体形而上超验的升华，而且这一不断深化的体验过程也为文学的终极人文关怀提供了现实的价值尺度。尽管史铁生身临人生悲剧之境，但笔下的文字精灵烛照凡人俗心，以对生命意义的阐幽释微契合了无数心灵的律动。

      一、苦难围城中的残疾群体形象展示

      北京大学洪子诚教授著《中国当代文学史》“历史创伤的记忆”一章“几位小说家的创作”一节对史铁生做了如下论述：

      史铁生用肉体残疾的切身体验，使他的部分小说写到伤残者的生活困境和精神困境。但他超越了伤残者对命运的哀怜和自叹，也超越了肉身痛苦的层面，由此上升为对普遍性生存，特别是“精神伤残”现象的关切。和另外的小说家不同，他并无对民族、地域的感性生活特征的执著，一般也不触及现实政治、性别、国族等炙热话题。写作在他那里，是对个人精神探索历程的叙述，但叙述的意义又不限于个人：“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又怎样的一个人间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史铁生《我与地坛》)。对于残疾人(在他看来，所有的人，都是残疾的，有缺陷的)的生存状况、意义的持续关注，对于欲望、死亡、痛苦、人的孤独处境的探索，使他的小说具有浓重的哲理意味和宗教感。情节、故事趋于淡化，思辨、议论和寓言成分，构成他后来小说的主要因素。[2](P275)

      这一论述阐述了史铁生作品的独特内涵与精神特质，将他对普遍性生存的关切以及对于人生各种困境的突围与探索与其他小说家相区别，肯定了史铁生带有哲思意味与宗教感的创作在文学史的价值与意义。

      小说人物是特定时代作家审美理想的对象化，融注着作家的审美感知、审美判断和审美理想。史铁生前期作品塑造的残疾群体多为痛苦而敏感的主人公，他们不仅曾有因偶然事件而造成的肢体的切肤之痛，而且有着与之俱来的被抛弃被歧视的心理阴影，永久的肉体隐痛与精神空间的压抑将其命运笼罩于无形围城之中。残疾群体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属于生理性弱势群体，是由自身身体的缺陷、疾病等自身不能克服的因素所造成，残疾群体在现实中往往倍受歧视，较正常人承受更多的生存压力和精神痛苦。如小说《没有太阳的角落》中的一段描写就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主人公的真实感受：“那些象为死人做祈祷一样安慰我们的知青办干部，那些象挑选良种猪狗一样冲我们翻白眼的招工干部，那些在背后窃笑我们的女的，那些用双关语讥讽我们的男的，还有父母脸上的忧愁，兄弟姐妹心上的负担——够了！既然灵魂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何必还在人的躯壳里滞留？！”[3](P31)这种感受与其说是“铁子、克俭和我”的被漠视被鄙视被歧视的真切生活体味，不如说是作者对于自身所经历的不堪回首的往事进行想象的堆积。伴随着残疾而生的自卑也是为史铁生所关注，恰如由富贵堕入困顿能使人阅尽世态炎凉，由常态转为非常态也使他领受世事艰难与他者歧视。

      残疾人肉体与精神的苦痛常常交织在一起，肢体残缺造成能力受限的事实在人们的偏见歧视中逐渐成为巨大的心理负担，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小说《一个冬天的晚上》描写了一对女方是侏儒、男方患肝病且腿有毛病的夫妻，在现实生活中想要孩子怕不健康、想抱养孩子又被拒绝的事情，将残疾人在社会上的弱势地位及生活困境真切地揭示出来：社会的歧视和偏见剥夺了残疾人的为人父母的基本权利。读来悲其情怀，伤其际遇，引人长思。小说《夏天的玫瑰》中卖小风车的残疾老头对医院里病危可能致残的儿童有着同病相怜的同情，当得知孩子安静地走了后，他将那只青铜的公牛赠给孩子的父母以宽慰其心。残疾人有时生不如死的凄凉一面跃然纸上，残疾人间的关怀同情也渗透其中，也许那每一块绷紧的肌肉都流露出勃勃生机和力量的青铜公牛是健康生命力的展示与寄托所在。近乎史铁生自传的《山顶上的传说》则将酷爱写作的残疾青年“为什么一定要活着呢”的呼喊视为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为灵魂寻找生命的支点。这一自传体文本是其独特个人生活历程和精神生活的艺术再现。

      仅仅停留在个人经历资源的挖掘上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使作家的情感得以释放宣泄，痛苦得以分流减缓，但由刻骨铭心的一己之痛进而理性思考省察人类生命的本质意义所在方为正途。上述作品更多地讲述普通残疾人的故事，以委婉的笔调展示残疾人在爱情家庭中的角色缺失，在社会工作中的尴尬落差，在情感心理上的孤独无助，其中还有对荒谬宿命的自我嘲讽，也有对生命不公的慨叹质疑。小说《宿命》中一个茄子导致主人公莫非的命运轨迹的骤然改变，由出国攻读教育学博士的美好前景瞬间陷入病榻上的残疾情境，偶然命运的转逆对个体的精神有着致命的打击，突如其来的事故像一台吸尘器将莫非的理想、信念一股脑地吞噬掉。莫非在突遭车祸时的反映历历在目：“把花瓶打进痰桶，把茶杯摔进便盆，手表砸扁扔进纸篓，其余能够得着的东西横扫遍地然后开始骂人，双手垫在脑后，看定了天花板，尽情尽意尽我所知的脏话向世界公布数遍，涕泪纵横直到天昏地暗时，然后累了，心如千年朽木糟成一团。”[4](P242)这是突遭变故残疾者的惯常的情感释放，以随意的发泄暂时减缓肉体心灵的痛苦，这种夸张的必然反应是对无常命运的无奈反抗与诅咒。小说最后，莫非通过回忆一直追溯到车祸的罪魁祸首：一个响而发闷的狗屁。我们才明白这出冥冥之中的荒谬事件隐含着作者对无常命运的认同：命运让你成为什么，你就只能成为什么。世界的一个不经意的变化，或许就能颠覆一个人的命运，对人生中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悲剧，作者最初的愤怒与绝望逐渐为理解宽容所取代，于是生命意义的思索与人生价值的寻求随之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