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310(2011)-03-0001-09 新时期，《人啊，人！》是一部备受争议的作品，其作者戴厚英在“文革”中曾经是红极一时的“文艺哨兵”，①新时期开始，她却打起人道主义的大旗，坚决与过去告别。在1982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1984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人啊，人！》历经了两次大规模的批判。这期间，戴厚英没有获得一个合法的作家身份，仅被称为业余作家和职业作家。真正的作家身份的获得，成为体制内作家是后来的事情。戴厚英主动转变身份，却遭到了拒绝和批判，经过了一番努力最终获得了合法身份，这个过程显示出新时期文学秩序在重建的过程中力量的角斗、曲折的迂回、暂时的叠合和复杂的关系。本文试图重返历史情境，梳理戴厚英文学经典化的过程。 一 从“文艺哨兵”到新时期“人道主义宣扬者”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由于社会政治的变革，文学也会做出相应的调整，四五十年代之交如此，七八十年代之交仍然如是。作家发生“整体性的更迭”，作家、作家群的大规模更替和位置上的转移，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事实。80年代前期，作家发生了“分化和重组”，处于主流的是“归来作家”和“知青作家”。显然，戴厚英不是“归来作家”。“归来作家”当时是以受难的“英雄”形象重返文坛的，是在“文革”中遭受了精神与肉体的双重痛苦的因言获罪者。然而，戴厚英在“文革”期间却是红极一时的“丁香花园”写作班子的成员。当然戴厚英也不是“知青作家”。“知青作家”是在毛主席的号召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进步青年”，虽然不是“英雄”，也有着英雄的形象，因为他们在“广阔的农村天地”曾经“大有作为”过。可惜本来准备去东北农村下乡的戴厚英却因为其他事情而未能成行，失去了成为“知青作家”的机会。 在新时期，曾经的“文艺哨兵”是个尴尬的身份，如果戴厚英行为低调，或许人们还不会注意她，因为在旧秩序中有许多和她类似的人，例如余秋雨。偏偏她不是这样，而是在这文化转折的时代，以主动而昂扬的姿态自发改写了自我的身份，向文坛抛出了一颗重磅炸弹——《人啊，人！》，高调宣扬人道主义。如何看待她的这种转变，有很多人出面攻击她，德国汉学家马汗茂干脆直接说她是“投机主义者”。②从表面上看来，戴厚英的确有些到了那山唱那歌的嫌疑，但是事情远远不是表面显示的那样。她的这种积极主动的姿态和意识的大转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里面有着各种复杂的关系需要去一一厘清。 在全国上下揭批“四人帮”的氛围中，戴厚英也抛出一部批判“文革”的文学作品《人啊，人！》。实际上，《人啊，人！》的主要内容也是对“文革”的控诉，与一般的“伤痕文学”作品是大同小异。作品如同“伤痕文学”一样，应该是没有什么错误的。那么，为什么这部作品反而遭到了批判呢？难道它与《伤痕》、《班主任》等作品不同吗？实际上，这与作者的身份有很大关系，因为她是曾经的“文革写手”，在新旧秩序的调整中，这样的身份应该是要被批判，至少也是要被排挤的。至此，问题就有些明了了，那就是对《人啊，人！》的批判首先是来自于对其作者身份的批判。也就是说，新秩序在重建的过程中，要将异己分子排除在秩序之外，这是正常的反应。作品被如此封杀，作者身份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还有就是此书参与了“人道主义”的讨论。以被新秩序排挤的身份去参与人道主义的讨论显然是不适宜的。这也是被排挤的群体无法获得话语权的一种表现。在新秩序中，要具备了身份，才有资格发出声音来。 新时期文学秩序重建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作家筛选的过程。有的作家被彻底地排挤了出去，有的是缓慢而隐蔽地被吸纳了进来，有的则是经过了一番争鸣与斗争才在新秩序中有了一席之地。80年代初期文学新秩序对作家的筛选并不是那样清清楚楚、泾渭分明的。每一位作家的遭遇也不相同。例如汪曾祺，他带着他的《受戒》以极其低调的姿态重返文坛。《受戒》既没有像“伤痕文学”那样迎合主流话语，也没有对新时期有反对和不恭之处，它就像文本本身一样“清新淡雅”。程光炜甚至因此说，“《受戒》简直不属于八十年代。”是的，在文本中找不到一点和80年代有关的色彩，也许正如同作家所说，它是“写于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但即使是这样，汪曾祺在受了暂时的争议后，还是被主流文化吸纳了进来，《受戒》获得了“1980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那么，这样比较来看，为什么戴厚英主动对主流文化“表示友好”，却遭受批判了呢？这其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客观地讲，戴厚英是在政治运动的旋涡里浸泡已久的“文艺战士”，她深谙中国的政治文化的规律。这种在新时期文化转折中主动改变自我身份，就足以见到她的“清醒”。但作为在中国政治文化中生存的个体，即便是转变，也无可非议，更不必指责其为“投机主义者”。作者自己后来这样反省到：“在那些史无前例的日子里，我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想来想去，找不到合适的‘帽子’，只能借捷克作家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书里所提出的一个概念了：政治媚俗。是了，我不是英雄，也不能算懦夫，我只是一个政治媚俗者。”[1]157我们的问题不是集中在这里，而是以她的行为以及作品作为个案来看清楚新时期文学秩序重建过程中的细节问题。究竟新秩序接纳了哪些作家作品，哪些作家作品又是以斗争的方式终于进入到新秩序的合法轨道中来的。这其中要遵循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