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 1928年11月22日，周作人借给俞平伯《燕知草》写《跋》的机会，表达了他对于晚明小品文与现代“新散文”的看法： ……明朝的名士的文艺诚然是多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有些人终于做了忠臣，如王谑庵到复马士英的时候便有“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的话，大多数的真正文人的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显然……我常想，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文学是不革命，然而原来是反抗的：这在明朝小品文是如此，在现代的新散文亦是如此。① 虽然被认为是中国现代的“小品散文之王”②，但有意味的是，周作人上述关于晚明小品文与现代新散文的认识，即内蕴于散文之中的反抗特性，并没有广泛地为阅读界与评论界所注意；不但没有引起注意，相反，周氏本人的散文作品，也普遍地被纳入到了一个离他本人的言说相去甚远的文化语境中来加以讨论——将其散文风格简约地概括为“平淡”或“闲适”，即是这一倾向的典型表征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化约了周氏散文独特的文化指向，也是他所不能同意的。1936年9月2日，周作人写就《自己的文章》一文，其中说： 有人好意地说我的文章写得平淡，我听了很觉得喜欢但也很惶恐。平淡，这是我所最缺少的，虽然也原是我的理想，而事实上绝没有能够做到一分毫，盖凡理想本来即其所最缺少而不能做到者也。……又或有人改换名目称之曰闲适，意思是表示不赞成，其实在这里也是说得不对的。……闲适不是一件容易学的事情，不佞安得混冒，自己查看文章，即流连光景且不易得，文章底下的焦躁总要露出头来，然则闲适亦只是我的一点理想而已…… 看自己的文章，假如这里边有一点好处，我想只可以说在于未能平淡闲适处，即其文字多是道德的。……朋友们称之曰平淡或闲适而赐以称许或嘲骂，原是随意，但都不很对，盖不佞以为自己的文章的好处或不好处全不在此也。③ 然而，只要我们稍稍翻读周作人的文集，就会发现，如果仅从文章的外在风格来看，那么他的散文，至少有一部分如《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娱园》《吃茶》等，是确可以用“平淡”、“闲适”来加以描述的；而周作人在1920年代早期，也曾经追求过一种“平淡自然”的文章风格④。这样，当周氏在1930年代竭力将自己的文章与“平淡”、“闲适”一类的风格描述区别开来时，这前后的转折，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国现代小品散文的写作与出版，在1934年前后达到一个高潮，这和林语堂相继创办《论语》《人间世》杂志，以及此后类似杂志，尤其是《宇宙风》的风行不无关系。由此，1930年代中国的阅读界(其实也包括迄今为止的学术界)在讨论小品文的文体特征与文化功能时，大都以林语堂关于小品文的论述为范型，其倾向通常以小品文为闲适、性灵的文学⑤。林语堂的小品文观念以晚明公安派的“性灵说”为框架，参以西方浪漫主义以来文学“抒情的”、“个人的”趋向，提倡“性灵”与“趣味”，其关注大半在于个人情致的挥发，而其极致的表述即是《人间世·发刊词》中的“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一语。这是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现代演化，原也隐含了文学对于文化道统的反抗，但林氏本人的理论阐述与创作，后来却很少在这一方面用力，而过于放大了中国文人传统中的“闲适”理念⑥。这就使他的文艺思想及创作“趣味”有余，而缺乏一种思想上的社会参与，因而与文学抒情传统中的反抗特性，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思想/文化主题相距颇远；其在文化上的功能，亦确如一些评论者所批评的，带有中国传统文人的名士气，而富于文化消遣的意味。在这样的文化指向下，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鲁迅将小品文看作是“美术上的‘小摆设’”，认为它是“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⑦，就不是无的放矢的议论了。 周作人将自己的散文风格从“平淡”、“闲适”的描述中解脱出来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左翼作家包括鲁迅的批评。鲁迅要求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⑧，强调的是文学和时代危机/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对此，周作人已在“文学是不革命”、“教训之无用”等立场下，与之保持了距离。这种差别显而易见。由此，周作人对自己散文风格的描述，其动因毋宁说是在于，他想要将自己的散文与那些在外界看来是与他处于同一阵营之中的作家区别开来，即他对于小品文的理解，和林语堂们的观点，其实并不一致。1965年4月21日，在给鲍耀明的信中，知堂直言：“语堂系是旧友，但他的眼光也只是皮毛，他说后来专抄古书，不发表意见，此与说我是‘文抄公’者正是一样的看法，没有意见怎么抄法……不过我不愿意直说”⑨。这段文字最好地表明了周、林之间的差异⑩。所谓“他的眼光也只是皮毛”，固然可以理解为林氏未能读懂周氏散文背后的思想企图，同时也可以延展到他对林氏小品文观点的批评，即对于一种纯粹以文学“趣味”为终极追求的文学理念的否弃。在周作人，文学固然是“不革命”，但同时也还是“反抗的”。离开这一“反抗”的特性而大谈文学的“趣味”或“平淡”、“闲适”，势必将其拉向文学消遣的层面。这与他的文学观念相距甚远。在此，我们不妨回顾1921年由他执笔撰写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11)这虽然是一份集体的宣言，而此后他在文艺问题上的看法也多有转折，但《宣言》所体现出来的那种严肃的文学观念，终周作人一生，都是有效的——对周作人来说，文学虽然不直接地承担解除时代危机的责任，但仍然是有关于“人心世道”的事情。这也正是他说自己的文章“多是道德的”的原因所在。落实到小品散文，他对晚明小品文的表彰，着眼点其实并不在于小品文的“趣味”或者传统文人的才情，而是从晚明的文人及其思想、活动中，看出了对抗“道统”的“反抗”意味；而这样一种“反抗性”，无论它是强调张扬个性、王纲解纽，或是主张文学上的反对模仿，都可以作为现代“思想革命”的先声来加以考察。这样，当他将自己的散文风格与时尚风行的“闲适”说区别开来的时候，内在隐含的，应该是他对于流行的小品文观念的不满(12)。对周作人来说，他的散文写作别有文化上的抱负。这种抱负在写于1944年12月5日的《文坛之外》一文中，有更进一步的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