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时间以来，当代文学关于生态文学、底层文学、打工文学的讨论热火朝天。相应的还有农民文学、三农文学也与时俱热。这种热绝对不仅仅是炒作，自2008年以来，上至国家社科基金，下至大大小小的项目，更不用说许许多多有幸还是无辜的版面，都出现了它们的身影。西谚云：谎言重复了一千遍就成为真理。底层写作或打工文学，当然不能说是谎言。人文社科的事情，据说现在都无所谓真理，有且只有阐释，或者是出于各种立场、视角出发的叙事。但是，即便我们姑且认同这种在势利滔滔的理工科研标准下的人文社科的甘拜下风的说法，也仍然不能自甘堕落放下人文社科追问的道德标准和思想底线。 是的，拿道德说事和以思想自矜，在中国文学史上比比皆是。但自现代以来，这无可奈何的两招一下子变得声名狼藉。道德和思想的过度透支和使用泛滥，使得任何试图从这里重新出发的探索和讨论都变得异常可疑。文学创作范畴就不必说了，成不了国内知名作家而成为国外知名作家的卫慧和棉棉，被控抄袭而依旧获准进入最高级别的协会，这已经足够挑战人们对当代文学的道德底线了。至于文学研究领域，似乎也是如此。“新写实主义”的炒作成思潮众所周知，“新历史主义”和“先锋派”更是糊涂老账一本。而今“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文学研究热潮又拦腰而立，不但似乎早本该有江山一统，而且纷纷控诉自己是被落入了“启蒙装置”。看来，启蒙思想也有不被待见的时候。这也难怪，“启蒙本来就是一桩生意”？可是既然如此，当代文学的创作与研究一边仍在不停高喊现实主义，一边又瑟缩在自身难保的学院高墙或商业推手的泡沫里苟且偷生，他们究竟能往那里去？他们还能否真正相信自己？这些纸上的火光又能燃烧多久？大家都“不愿意再把自己轻易交给任何真理”了。(李锐、吴亮《我不愿意再把自己轻易交给任何真理》，《上海文化》2010第5期) 生态文学？ 站在万物和谐共存的立场来讨论文学范畴里的生态问题，应该是“生态文学”议题中的应有之义。譬如说在文学作品中对环境保护、和谐人居之类的关注，想必是生态文学最常见的题材。不过话也说回来，以生态为名的诸多讨论和叙述，人都是中心，即便不是正面的也是负面的中心。曾经有句笑话，针对的是中国的环境保护和动物保护问题的一句广告标语——“关爱动物就是关爱人类自己”。这句标语，当然谁都明白宣传所指，但听起来总有点拧巴，不是心有戚戚，而是心有余悸。 如果说这句标语不好，那不是标语的问题，显然是人的问题。这也就明白了，任何生态问题，实质上都是人的问题。那么，人出了什么问题呢？与民同乐、普天同庆、物化、心斋、坐忘……诸如此类的表述，足以表明前人是早已了然生态问题的实质了。但如今，为什么还是退化到在文学里讨论生态的尴尬境地呢？ 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当然是要生存要发展。遍视古今中外，千古同心。遗憾的是，倘若在生存和发展之间排了座次，进行非如此不可的选择，那么就往往意味着灾难。(林岗：《平民的末路》，《晶报》，2011-01-21)其实，生存和发展都是一回事，生存不是仅仅为了肉体细胞的存活，发展也不是仅仅意味着身体组织的壮大，这些都没有本质意义。霍金都那样了，没人会否认他的发展；鲁迅都辞世七十多年了，不会有人无视他至今仍然如此鲜活的生存。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长”，显然是因为他的“灵”的呈现，而非“长”的实现。这么一来，回头看看前面提及的那句好玩的标语，在当代文学上却是非常的合适，简直是一语成谶。《怀念狼》、《藏獒》……都是关于动物的叙事，但目的却正都是关爱人类自己。 如果是这样，生态文学的相关讨论就是可疑的。套用法律上的一句话，“程序正义”的所指与“目的正义”的所指原来不是一回事。绕了半天，生态文学的追问，还是没能达到古人物我齐一的认识水准。究竟在哪里走错了路？当然不是环境的错，也不是生态的错，问题还是在于我们关于生态文学的讨论，无论于生态还是于文学，都不够知己。于是，不免忽然想到博客红人李承鹏的一篇博文《假想敌》。问题也许就是出现在这里吧？！ 底层文学？ 底层显然不是一个好词。辛辛苦苦都被解放了60年了，怎么一夜之间又出现了底层。比喻都是跛脚的，命名想必也都是这样。难怪孔夫子整天要“必也正名乎”。底层而又文学，自然意味着还有高层文学、中层文学，有没有基层文学呢？不好说。有吗？似乎和底层是一回事，没有吗？那也麻烦。没有基层，何来高层？反正姑且信其有吧，正如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斯大林说了算。 可是，有底层文学，谁是底层？底层由谁来构成？——农民？工人？下岗工人？待就业者？农民工？无业游民？高校教师？刚毕业的博士、硕士、本科生、专科生？似乎都可以算是底层，似乎都不是必然的固定的底层。可见，这个底层并非生活中人，而是语言中人——虚拟的人。底层而为文学，那看来就对了，这是文学中的底层，不是生活中的底层。既然是文学而非报告，那就必须是想象的底层。那么，谁的想象？如何想象？根据什么来想象？这都成了问题。能够文学底层的，自然不是胼手胝足的劳力者，起码是有余力劳心的人。如果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文学，那自然不能称其想象的对象之为“底层”的。因为毛泽东说过：“尽管他们手上脚上有牛屎，但比那些小知识分子干净。”敢于文学而底层的，必然不是、起码现在不是底层了，是已经能够文学底层了。可是，对这些底层文学写作者的美意，似乎那些在底层文学被想象的群体是不以为然的，再不济也是无关痛痒的。一个显然的例子，打工诗人柳冬妩在写作打工诗歌出了名之后，就兼带研究打工诗歌了，而且嫌弃自己之前的名字太俗气，改名了。难道又是必也正名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