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198(2011)03-0171-04 尽管“民族主义文艺”的口号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提出来，但显然，民族主义作为对于近代中国影响较大的社会文化思潮以至一种意识形态，它为前者的兴起明显地提供了“合法性”的条件和历史文化语境。 一、民族主义与中国近代及“五四”文学 随着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渗透和不断传播，文学创作中表现出民族主义思想的作品也逐渐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这些也无疑构成了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重要文学背景。作为一种能敏锐捕捉社会现实的表现手段，近代文学与民族主义思潮也是密切相关的。其中诗歌、戏剧领域更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涌现了一些民族主义题材方面的诗歌，像贝青乔的《军中杂诔诗》和朱琦的《感事》就是比较早地反映普通民众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当然，大量表现诗人们面对西方列强大肆鱼肉中国后所滋生的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诗歌，则是在“诗界革命”的过程中，以黄遵宪为代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蒋智由等人创作的大量直接或间接地表达自己政治民族主义理想以及反帝内容方面的诗篇。在近代诗歌中，“诗界革命派”属于后期诗歌创作的主要流派，也构成了整个近代诗歌创作的主流。因此，可以说，表现鲜明的民族主义意识是整个近代诗歌题材方面的亮点。在近代戏剧领域里，传奇、杂剧作家黄燮清的《居官鉴》以鸦片战争为背景，突出表现了我军民在抗击来犯之敌方面所具有的民族主义精神，是近代戏剧史上最早表现民族主义意识的剧作。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和“小说界革命”相应和，梁启超率先提出了戏曲改良的主张，他在东京创办了《新小说》杂志，提出了“小说界革命”，同时又在《新民丛报》上连续发表了《劫灰梦》、《新罗马》、《侠情记》三部传奇，其中《新罗马》借但丁之口表达了其民族主义诉求：“念及立国根本，在振民精神，因此著了几部小说传奇，佐以许多诗词歌曲；庶几市街传诵，妇孺知闻，将来民气渐伸，或者国耻可雪。”[1]1904年，陈去病与汪笑侬创办第一个戏剧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明确提出了“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2]。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的统计，从收录的150种左右的杂剧、传奇作品中，通过多种方式表现或寄托剧作家民族主义意识的作品占了很大的比重。相对来说，晚清小说领域里民族主义精神表现得稍显“迟钝”些。不过，自从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以后，风气为之一变，小说俨然成了改造国民民族主义的启蒙工具。在创作方面，代表晚清小说最高水平的“四大谴责小说”，表面上看与民族主义无直接关系，却是通过暴露社会黑暗以警醒世人，同样也达到了民族主义的效果。 民族主义思潮在五四文学领域中虽然并不足以构成创作的主流，但是在不同的作家创作中却以不同的方式呈现着。有的直接表达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如郭沫若的《牧羊哀话》、郑伯奇的《最初之课》和《抗争》，郁达夫的《沉沦》和老舍的《二马》等都包含强烈的民族主义因素。有的则在表现文化民族主义诉求方面，试图通过否定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秩序来建构新的文化价值秩序。如鲁迅的《呐喊》矛头直指中国两千年以来已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和文化，他的思想虽然不能完全被民族主义思想所涵盖，但其以抨击封建文化和社会黑暗的方式，以改造“国民性”为宗旨的文学创作，与近代以来中国民族主义以建立一个真正的现代民族国家为主要追求目标的主流并无二致。有的则通过对黑暗现实的否定来警醒世人以达到启智民众的民族主义倾向。如郭沫若《凤凰涅槃》以象征的手法寄寓了自己要毁灭旧世界、渴望“新的”“大同”世界的建立的理想。而闻一多的《死水》和《发现》，或者以一种对现实愤激的态度，或是带着一颗创伤的心灵表现了自己火山喷发般的民族主义情绪。 二、“民族主义”艺术的提倡 学界过去把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兴起的缘由仅仅直接归诸左联的成立，认为是后者给予了国民党南京政府文化体制强烈的刺激。茅盾甚至认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理论纲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都是花重金请人写的[3]，这些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左翼阵营及后来的学界对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兴起只是关注当时的政治背景，而对于其出现的历史文化语境，特别是其艺术和思想背景则缺乏分析。针对这种现象，笔者试图根据自己所掌握的相关材料作一番阐释，顺便考证一下《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形成的主要来源。 其实，20世纪20年代的艺术界一直活跃着一个小团体。其中，傅彦长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他非常关注民族主义艺术的提倡。在他的影响下，大致形成了一个同仁圈，其骨干人物主要有朱应鹏、叶秋原、黄震遐等，其艺术活动又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24-1927年，以傅彦长、徐蔚南等主编《艺术界周刊》为标志。此为酝酿和提倡“民族主义”艺术的阶段；第二阶段为1928-1929年，其标志性事件是叶秋原出版了他的《艺术之民族性与国际性》。这个阶段完成了由文艺民族主义向政治民族主义的“转变”与“突变”。 傅彦长有关民族主义艺术的观点可见他写的一系列文章。早在1924年5月，傅彦长就写了一篇名为《民族主义的艺术》的文章，指出：“……在艺术方面，要中国人在世界上有一个地位，就迫得我们要注重那民族主义的艺术了。”在他看来，当时中国是最没有“艺术化”的民族，而应该向德法意俄学习：“德国有华格纳的音乐……法国的绘画，俄国的舞蹈，意大利的歌唱，都很有国民性。就是说，这许多都是‘民族主义的艺术’底实现。”[4]傅氏有关“民族主义”艺术的观点在以后的文章中进一步得到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