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670(2011)04-0044-06 探讨科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问题，在学界并非什么新鲜话题，但就已有研究成果来看，研究者往往将问题聚焦于新文学作品的内部分析或文学外部抽象理论的探讨，而对新文学发生语境下科学与文学的幽微曲折缺乏深入的探讨。[1,2]有鉴于此，本文将“科学与文学”之关系问题的关口前移，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考察科学主义如何参与了文学革命，参与了新文学观的选择与建构。我们知道，作为文学革命的肇源地，《新青年》杂志所建构的新文学观直接关系到中国现代文学谱系的生成发展，[3]因此，深入挖掘并反思“五四”文学革命先驱科学主义文学观背后的思想理路，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科学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一、科学主义与“五四”新文学观念的建构 “科学”本是一舶来词，经由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的大力鼓吹，该词迅速成为当时社会最为崇尚的一个概念。在《新青年》创刊之初，陈独秀即将“想像”设置于“科学”的对立面，明确宣告：“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像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像而无科学。……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4]胡适为《科学与人生观》作序时就充分肯定了科学的崇高地位：“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5]在这种科学风潮中，连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不能自持，不由得站到了科学主义的旗下：“科学发达以后，一切知识道德问题，皆得由科学证明。”[6]可以说，在当时的思想语境，样样“必以科学为正轨”，诸如“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的念头，动辄“厥惟科学”四个字，将科学代替“宗教”、包办“文学”、解决“人生观”问题推向了另一个极端，而这也正是我们标题中所言的“科学主义”。 毋庸讳言，作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发起人秉持科学主义思想的“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其言其行都使得科学主义对新文学观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追溯《新青年》上讨论科学与文学关系的文字，最惹人注目的是陈独秀的那篇探讨文学发展脉络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但要寻觅其文学思想隐线，那就要从陈氏在该杂志1卷2号的《今日之教育方针》谈起。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中把现实主义作为今日教育第一方针，认为“人生真相如何，求之古说，恒觉其难通；征之科学，差谓其近是。……见之文学美术者，曰写实主义，曰自然主义。一切思想行为，莫不植基于现实生活之上。”[7]尽管这只是其蜻蜓点水式的论述，但我们已经看到他的文学思想底线。之后不久，他便写了我们所熟知的集中讨论文学理论的名文——《现代欧洲文艺史谭》，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出他那由科学到文学的思想路数：“欧洲文艺思想之变迁，由古典主义(Classicalism)一变而为理想主义(Romanticism)。……十九世纪之末，科学大兴，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谓赤裸时代，所谓揭开假面时代，喧传欧土，自古相传之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一切破坏。文学艺术，亦顺此潮流，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8]通过梳理欧洲文学史的走向，陈独秀乃是为自然主义鼓与呼。陈氏非常推崇自然派文学家的创作手法：“欧洲自然派文学家，其目光惟在实写自然现象，绝无美丑善恶邪正惩劝之念存于胸中。彼所描写之自然现象，即道即物；去自然现象外，无道无物。此其所以异于超自然现象之理想派也。”[9]考察自然主义文学观念，“实写自然现象”、“绝无美丑善恶邪正惩劝之念存于胸中”、“诚实描写之有以发挥真美也”，我们不难看出这种文学导向染有浓重的科学主义色彩。诚如茅盾所言：“自然主义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他的描写法，题材，以及思想，都和近代科学有关系。”由此他还号召：“我们应该学自然派作家，把科学上发现的原理应用到小说里、并该研究社会问题，男女问题，进化论种种学说。”[10]结合自然主义文学的理论，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陈独秀的“文学本义”。陈独秀主张文学本义只在“达意状物”，而不“载道”、不“言物”。“言物”与“状物”，此物非彼物，陈独秀不言的是胡适所言及的“情感”“思想”二物，要状的是自然、科学之物。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周作人将“迷信的鬼神书类(《封神传》《西游记》等)”、“神仙书类(《绿野仙踪》等)”、“妖怪书类(《聊斋志异》《子不语》等)”统统归入“非人的文学”而予以否定。 与主编比肩而立的胡适是位实证主义的信徒，他对科学主义的青睐并不比陈独秀来得迟钝。倘若说陈独秀只是用科学主义为新文学指明了精神方向，那么可以说胡适在科学主义的指导下细细拟定了新文学的各种形式法则。阅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重要理论文献，其“八不主义”，“四要原则”，读上去就仿佛一份科学施工报告，更多的是从文学外部来分析文学的，没有尊重文学自身的艺术法则，而是将文学作为一种近似机械的事物来对待的。这种染有浓重科学主义色彩的文学改良举措也注定了其文学观念的科学主义底蕴。来看他对文学的界说：“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单看此言，虽然“明白清楚”有些工具性的指向，但至少还强调了“动人”与“美”，而且以“美”为关键词的确抓住了文学的特质。然而，胡适对“美”的界说的确让人不敢恭维：“美就是‘懂得性’(明白)与‘逼人性’(有力)二者加起来自然发生的结果……第一是明白清楚，第二是明白清楚之至……”其实他所谓的文学的“美”的要件与其“明白清楚”的要件殊名同归：“要把情或意，明白清楚的表出达出，使人懂得，使人容易懂得，使人绝不会误解。”结合胡适对文学概念中的“表情达意”、“明白清楚”、“容易懂得”、“不会误解”等关键词，总括其对文学的见解，其实他是以一种科学主义的思维看文学，极力追求语言表达的清晰化、理性化，用其自己的语言来说就是“文学不过是最能尽职的语言文字”，“文学的基本作用(职务)还是达意表情”。[11]胡适强调的文学“达意表情”与陈独秀追崇的文学“达意状物”虽然论述角度不同，却有异曲同工之妙。而这也决定了他们对古典文学修辞的批判。可以说，从胡适的文学改良八事到陈独秀三个“推倒”和“建设”的宗旨一脉相承。胡适倡导要以精细、科学、简明、讲求文法的文字表达取代“脂粉”、“张冠李戴”、“不切事情”的繁冗赘述，陈独秀则意在推倒“雕琢”、“阿谀”、“陈腐”、“铺张”、“迂晦”、“艰涩”的古典文学，以“平易”、“抒情”、“新鲜”、“立诚”、“明了”、“通俗”的科学文字取而代之。 在陈、胡两位主帅引领下，科学主义文学观宣传、运作得有声有色，“五四”新文学倡导者们普遍以科学主义的模式来阐述文学革命，诸如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傅斯年的文学观念中都流布着科学主义的意味，新文学观的科学属性得到空前的强调。科学以及科学的术语“研究”、“纪录”、“分析”、“实地观察”被广泛地运用到新文学研究之中。在此种情况下，用科学主义统驭文学发展，逐渐成了新文学界的思想共识。于此，傅斯年的论说将文学的科学化走向点拨得明白通透：“西方学者有言：‘科学盛而文学衰。’此所谓文学者，古典文学也。人之精力有限，既用其精力于科学，又焉能分神于古典，故科学盛而文学衰者，势也。今后文学既非古典主义，则不但不与科学作反比例，且可与科学作同一方向之消长焉。写实、表象诸派，每利用科学之理，以造其文学，故其精神上之价值有迥非古典文学所能望其肩背者。方今科学输入中国，违反科学之文学，势不能容，利用科学之文学，理必孳育。此则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逆从者矣。”[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