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道主义是新文学发生期最重要的核心观念，五四新文学家对于现代人道主义思潮流脉与观念谱系有着较系统认知，并作出独特阐释，其中他们认为，集中表现于文学活动的现代人道主义的理论先驱是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其核心观念形成于19世纪后期，源自俄国新理想主义者的理论创造。本文即力图系统梳理五四新文学家对俄国现代人道主义思潮发生发展历程及主要观念的认知、阐释，并做出深入的理论分析。 一 五四视野下现代人道主义先驱的人道观 现代人道主义基本观念形成于19世纪后期的俄国，周作人所译《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称誉的“现在世界上，最美丽最要紧”的“俄国思想”①，主要指此观念。五四新文学家认为，俄国现代人道主义思潮肇始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思考，虽然俄国的现实苦难、战争及社会暴力是诱发他们思考的起因，但其思考却是指向人类整体生存问题及“人”的基本问题，周作人曾有此论断，“《罪与罚》中，拉科尼科夫跪苏涅前，曰‘吾非跪汝前，但跪人类苦难之前’。陀氏所作书，皆可以此语作注释”②，据他判断，陀氏是把全人类不幸苦痛当作思考起点，而托尔斯泰受举世推崇，亦缘于对全人类问题的深刻全面思考。两位文学家的人道观，已被认为真正具备“现代”的“人道主义”的特质，即具有“现代性”③。在五四新文学家看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创作、思想及社会活动已使其成为俄国现代人道主义的先知。 中国在20世纪初对这两位文学家介绍阐释集中于其人道主义观，而稍后译介的欧西及日本多种文学思潮论著亦如此，说明当时盛行世界的新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思潮对他们理解集中于此。因而周作人对其理解也基本围绕时代关注的中心，且采用新理想主义与人道主义解释系统进行阐释。五四新文学家认为，如何最终解决人类的问题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人道主义的核心命题，它不仅包括实现人类正当关系，达到四海同胞，人类间兄弟互爱，且还包括完成人类最终联合的目标。当然要建构此理论，其前提是人类拥有共同的永久人性的观念，这恰是两位先驱通过“抹布”主题提出的。不过要完成此理论主要还是依靠“爱的哲学”观，这是实现正当人间关系与人类最终联合的重要基础。 (一)人类共同的永久的人性 国内最早系统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人道观的是周作人，1918年初他翻译W.B.Trites《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向国内引介陀氏“抹布”命题。W.B.Trites在文中对此观念做了细致论述，他首先引用陀氏对“抹布”意义的说明，“Goljadkin断不肯受人侮辱……但是倘若有人要将他当作抹布，却亦不难做到……却又非平常抹布，乃是有感情，通灵性的抹布。他那湿漉漉的褶叠中，隐藏着灵妙的感情。抹布虽是抹布，那灵妙的感情，却依然与人无异”，之后又做进一步分析，“陀氏著作，就善能写出这抹布的灵魂……使我辈听见最下等，最秽恶、最无耻的人所发的悲痛声音……他们堕落的灵魂，原同尔我一样，他们也爱道德，也恶罪恶。他们陷在泥塘里，悲叹他们的不意的堕落，正同尔我一样的悲叹，倘尔我因不意的灾难，同他们到一样堕落的时候”④，周作人极赞同文中对“抹布”命题的概括，并在《译者案》中加以补充。应该说，五四对陀氏的解读与阐释，基本都围绕Trites与周作人的思考命题展开，且看法接近，因为这些看法也是当时西方人道主义文学家、思想家的普遍认知。除周作人外，沈雁冰也是陀氏人道观的最主要介绍者，还有田汉及一些文学研究会成员，他们都深受周作人影响。 五四新文学家对“抹布”命题作出深入阐释，并对它与陀氏人道观生成的关系做了明晰判断。 具体而言，五四新文学家认为，陀氏主要关注“下等社会”被蹂躏凌辱虐待着的人们，并在俄国较早真正意义上“发现”他们被掩盖的真实精神世界，因此提出了“抹布”命题。陀氏之所以真正发现下等社会人的灵魂，并明确表达“抹布”命题，主要缘于西伯利亚服刑时的切身体验观察，其关于“发现”及对“抹布”命题的思索，五四新文学家有过深入思考及阐释。 首先，陀氏“从强盗和杀人犯的灵魂里发见可贵的性质”⑤，看到这群堕落者“也有灵魂、其中还时时露出美与光明”⑥。此发现周作人、田汉介绍最早，沈雁冰又做了系统阐释。其次，陀氏更重要“发现”，是堕落者灵魂仍能使其“足与为善”⑦，有改造成新人的可能。在他看来，这些人堕落非因本性卑劣，乃是不正当社会生活扭曲人性所致，任何人相同境遇下都会如此⑧。这在另一方面正说明，这种堕落可以扭转医治，沈雁冰指出陀氏“所著言罪之小说，实皆‘悔罪’(redemption)之研究。彼谓罪者，道德上之病也。病有时而愈。罪者，人之灵魂受苦至深至不能忍而出之也……然及其终也，仍得湔涤自新复为善人”⑨，周作人也强调陀氏对拉科尼科夫最终能“逐渐的革新，缓慢而确实的上进”的肯定⑩。关于此“发现”过程，沈雁冰作了具体描述。当然并非所有堕落者都能彻底改悔，但陀氏认为，尽管很多人没机会及意志去改过，但其对自身道德状况都有清醒认识，常会悔恨，W.B.Trites着重强调此点，沈雁冰也指出，“书中描写盗贼、凶手、娼妓……把最灰色的生活全写出来，但是这些英雄到底要对自己的罪恶追悔”。 五四新文学家认为，陀氏笔下堕落者能清醒认识自我，并有悔意，是因为陀氏认为他们灵魂不会完全堕落，沈雁冰概括道，“那些‘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虽过了堕落的生活，然而灵魂永不至于堕落”(11)，田汉也说这些人悲惨生活中闪烁有良心的权威(12)。陀氏做出这一判断，源于其“性善论”人性观(13)，在他看来，首先，包括堕落者在内人们都有着共同的灵魂，即大家都是同样的人、“他是我的兄弟”(14)，其次，这种灵魂本质是善的，且这种善不可磨灭，乃永久之人性。沈雁冰对此有过明确说明(15)。在周作人、沈雁冰等看来，陀氏在着力表现堕落者时，在“湿漉漉的抹布生活”中找出人性，这是全人类共同的“永久的人性”(16)。 五四新文学家普遍认为托尔斯泰人性观与陀氏相近。实际当时西方很多批评家、史家皆有此共识(17)。五四新文学家认为，托尔斯泰与陀氏一样，也肯定人性本善，堕落者完全可能改过自新。沈雁冰说托尔斯泰倾倒于“陀思妥夫思该主义”(18)，极赞成陀氏“罪是道德的病态，病每每是因于外邪，不是内起；所以无论怎样堕落的人，没有不能自新的”见解，《复活》便贯彻此认知(19)。而关于堕落者如何获取新生的问题，周作人认为，陀氏所强调经过苦难堕落者能湔涤自新、重获新生的观点亦为托尔斯泰认同，而对此主题，陀氏尚未实现的一些理想，乃通过托尔斯泰创作得以完成。周作人分析道，“拉科尼科夫……悔罪自首……向上之新生活，即始于此……至于七年后之新历史，则未著笔，托尔斯多氏乃完成之，《复活》Boskresenie所记纳赫鲁陀夫Nekhludov事，是也。”(20)此外五四新文学家认为，两位先驱的共通思考也表现在同情了解“下等社会”上。五四特别强调托尔斯泰发现农民精神真谛及所受影响，这在当时译介的托尔斯泰研究专论中皆有确论，《近代思想》一书便指出托尔斯泰自认发现农民精神真谛，即“至简至纯之信仰”(21)，此信仰对托尔斯泰产生重要影响，升曙梦论及托尔斯泰坦承道德观深受两位农民影响，令其彻悟(22)。而托尔斯泰对“农民的神秘的崇拜”对于俄国的重大影响，升曙梦亦作详论(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