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7.4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7902(2011)02-0046-0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英美新批评理论的引入，“内部研究”成为文学研究界的关键词之一。在对“内部研究”普遍理解与接受的同时，学界也对“外部研究”进行了一系列的反省与批评。有论者谈到社会历史学研究在中国的特殊命运： 传统的史学方法在独领风骚数十年之后，已经面临着被重新梳理、审视的命运，渐渐失去了它的涵盖一切方面的权威性和居高临下的支配地位……当小说史的研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需要对小说艺术特征进行深入体认的时候，这种强调认识价值、注重考察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的方法论就显得不适用了。更准确地说，小说史研究原本就是在借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论体系，在小说史研究发展的初期，这种出于不得已的挪用和假借，本属一时的权宜之计。[1] 从数十年的“独领风骚”沦为一时的“权宜之计”，“外部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其学术合法性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就我国多年来的小说史写作实践而言，这种方法的确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在社会诸多外缘性因素中简单压抑、排斥其他的评价尺度，过分突出政治纬度，多年来我们的文学批评中渗入了过多、过强的政治术语，诸如“阶级性”、“先进”、“没落”等政治性评价在文学史领域长驱直入，使文学研究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品格；特别是在文革时期，掌握了话语权的文学史研究者以傲然姿态凌驾于文学作品和作者之上，对文学史做出简单的甚至歪曲的评价。如此唯政治至上，使本应作为文学事实的“背景”来处理的这些历史文化政治因素，在实际的写作中往往被推到“前台”，作为叙述主体的文学作品反而退居其次，成为政治与历史规律的见证者和验证者，从而造成了“背景”与“主体”两者关系处理的失当。 如果退一步，暂时撇开政治意识的外部因素的干预，我们会看到，小说史写作中的上述问题更深层地起源于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即过分看重“从人类组织化生活中——即从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中——探索文学创作的决定性因素”。[2]受这种决定论思维对文学史研究的影响，研究者在政治、文化背景材料与文学作品之间经常性地看到一种因果式的联结关系。我们相当大的一批小说史著作中，由政治、经济的概况介绍，而作家传记，而作品分析，贯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进化观念，然后言之凿凿某部文学之必然出现，如此板块式地叙述，已成建国以来文学史写作的基本套式。可是，在断言诸如“某某因素最终影响了某部文学作品的产生”这样的史学逻辑中，前者到底以“何种方式”影响了后者，后者又“如何”接受了影响，其联结方式始终处于模糊状态。韦勒克对这种所谓的“外部批评”就极为不满： 虽然“外在的”研究可以根据产生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和它的前身去解释文学，可是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的研究就成了“因果式”研究，只是从作品产生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终至于把它完全归结于它的起因。(此即起因谬说)。……起因与结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那些外在原因所引起的具体结果——即文学艺术作品——往往是无法预料的。[3] 如果说韦勒克属于新批评派人物，由于学术旨趣不同而对社会学研究的批评不免怀抱偏见的话，身属社会学派的朗松对这一错误的根由看得似乎更为体贴入微： 我们之所以得出事物间的不确切的关系的认识，有时是由于在推理中盲目自信。在历史科学中，推论是容易引人误入歧途的。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几乎从来不会是如此简单，如此精确，使我们能得以进行严格的推理。应该避免进行连锁的推论，推论的环节越多，力量越易削弱。可靠性最初得之与事实的直接接触，与事实的直接接触远离一步，可靠性就减弱一分；不管你怎样着意于严格的推理，随着演绎取得进展，可能的组合的数量随之增大，选择也就越发具有任意的性质。因此，在形式逻辑的每一步推理之后，都必须返回事实，从事实中取得充分的资料以决定下一步该如何进行。千万不要未予极度的警惕就从推论中得出推论。[4] 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学研究长期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缺乏朗松指出的“推理的警觉”与“逻辑的缜密”。 面对我国小说史研究中的以上问题及相应的后遗症，学者为此开出了药方：“如果长期滞留在‘小说与社会’这一类外部命题的论证上，不能及时地转换，探询新的研究视角和方向，就很难寻找到研究的突破口。”因而，“小说史应转向内部研究，像新批评派所提倡的，注重文本研究，研究小说的文体特征，艺术表现的特殊规律”。[5]这样的批评当然是中肯的，转换视角、探询新的方向也是学术创新之所需。但是，问题需要以合适的方式提出：社会学和历史学方法是否就是小说史研究“出于不得已的挪用和假借”，本属一时的“权宜之计”？小说史研究转型是否必须以否定小说史的外部研究为前提或代价？所谓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在小说史研究中是否存在着实际的对立？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意识到的问题，习惯于进行彻底清算，结果，常常是倒洗澡水时，倒掉了婴儿。在对社会历史学方法进行反思时，我们或许有更为明智的态度。让我们先来看一部将社会历史学成功运用于小说史研究的著作——美国学者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 《小说的兴起》在西方学界广受赞誉，被称为是一部“将现代社会学应用于文学的开山之作”，“是对历史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领域的杰出贡献。”[6]这部书里，伊恩·瓦特对小说为何在十八世纪英国兴起进行了广泛的探究，他强调，长篇小说的兴起不单基于内部因素，更与各种文学外缘的文化因素相关：“从哲学上的现实主义、个人主义、清教徒主义的影响作用，当时占优势地位的中产阶级的读者大众的欣赏趣味、文化程度、经济能力也有着关键性的促进作用。先前的文学传统也与特定意义上的小说形式确立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7]哲学上的现实主义、读者大众等因素和小说的兴起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各国的文学史中经常碰到，并且要求得到清晰透彻的解释。在哲学的现实主义思潮和小说兴起的诸种新形式之间，瓦特首先意识到，两者不能作宽泛的联系，它们之间的关联只体现在特定的方面：“现实主义认识论的与众不同的宗旨，以及与之相关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其性质的过于专门化，因此与文学并无密切的关联。哲学上的现实主义对小说具有的重要意义很少是具体化的，相反，其重要意义在于现实主义思潮的总体特征、它常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及它提出的种种命题”。[8]从而确定了在两者之间进行有效阐释的范围。通过细致入微的考察与比较，作者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中出现的种种新颖的构成因素与同时期出现的哲学思潮背景间深刻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又被放在一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世界发生了巨大变迁的新的文化图景中来加以理解和考察，由此，作者非常审慎地评价说：“(哲学上的现实主义传统对小说的现实主义)具有某些影响是可能的，尤其是洛克所起的作用，他的思想渗透到十八世纪各种舆论领域。但是，如果说任何重要事物之间都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那也是不很直接的：哲学上的和文学上的创新都必须被看作是与一种更大的变化相类似的现象。……从根本上说，它向我们展示了一种发展的、而且是意外的、特定的个人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获得的特定经验的聚合体”。[9]这种谨慎而科学的研究态度和方法，使作者避免了社会学学者经常做出的武断结论：哲学上的现实主义传统是小说的现实主义缘起，或者，这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影响与接受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