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角度看，相当一部分现代文学现象，本身就是政治活动，两者不可分。但正因为政治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普遍前提，不少特殊的文学史现象，恰好只能从特殊的、甚至非政治的角度，才能得到更合理的解释。以“皖南事变”为节点的抗战文学史分期论，就是这样一个需要重新检讨的文学史叙事。 流行的分期理论认为，“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大量进步文人被迫离渝他往，文学刊物也纷纷停刊或不能正常出版。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文学，陷入了衰退和停滞。针对这种情形，中共南方局巧妙地把斗争阵地转移到戏剧领域，以1941年11月的“寿郭”演出为开端，掀起了话剧运动高潮，成功打破了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高压。大后方文学，由此进入了以话剧演出为中心的新阶段。 据笔者所见，这个说法最早见之于南方局文化工作委员会1941年度的工作报告。这份报告，按照一至五月的“疏散阶段”、五月至九月的“轰炸阶段”、九月以后的“雾季时期”的时间顺序，全面扼要地陈述了一年来的重要工作。“疏散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以全力说服文化界友人离渝，为其筹划路费，安排去处”。“轰炸时期”，则“因重庆被炸迁往乡寓，进城颇不便，文化人亦大半下乡，城内无多少工作可言”，“谈不上开展工作”。第三阶段，是“雾季时期”的祝寿活动和戏剧工作： (1)由于当局之种种压迫，过去文化活动的方式已不能用，被迫产生新的方式。借文化人的红白日，郭沫若之五十寿辰，冯玉祥之六十寿辰，张冲之追悼会等等，以此方式进行一些文化活动。(2)戏剧运动，其他文化活动方式都遭压迫，于是文化界活动乃集中于当局尚未十分注意到的演剧运动，收获不少。演出者多[是]比较好的剧本。当局的三青剧团始选一二国民党文化人演出剧本，但卖票不多(如杨邨人之秦良玉)影响不佳。 关于“出版工作”，报告说： 左倾书店因限于资金及环境，未出新书，只是再版一些原书维持门面。在我们支持下，为宣传苏联胜利，曾有苏联文艺运动之出版计划，由曹靖华主编，但因印刷条件太坏，只出版了一本《剥掉的面具》，第二册亦已付印，以后当陆续出书。我们所影响的杂志，多被当局藉故取消出版证……① 随后，蓝海(田仲济)的《中国抗战文艺史》初版本和修订本，详细列举了文学期刊出版在“皖南事变”后陷入停滞的具体情形。阳翰笙、陈白尘等人的回忆，则补充了以“寿郭”为开端的雾季演出从发生到走向高潮的历史细节。一个以1941-1944年的“雾季演出”为中心，上承“皖南事变”后的出版低谷，下启民主运动与讽刺大潮的文学史叙事，就此形成。通行著述，或直接沿袭，或暗中呼应，强化了以政治文化为中心的文学史想象机制。 国共两党的联合与斗争，的确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最敏感的中枢神经之一。“皖南事变”对大后方文学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这个以党内年度工作报告为基础的文学史叙事，显然难以对下述现象做出圆满解释。第一，文学期刊不能正常出版的事实，不是1941年之后才出现的，而是1939-1942年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皖南事变”后的政治迫害说，既不能涵盖事变之前的停刊和脱期现象，也无法解释1943年之后，重庆文学期刊出版何以能够再次兴盛起来。第二，“皖南事变”之后，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不是以迫害型的高压为主，而是以诱导型的奖励为主，进入了一个相对缓和的历史时期。第三，话剧演出，一直是大后方最活跃的文艺活动，并非1941年“雾季演出”之后的新现象。 首先来看期刊出版的低谷问题。 1947年初版《中国抗战文艺史》中，蓝海说，由于“政治上的江南事件”，“本来蓬蓬勃勃的气象全被春江寒流冲散”，1941年的大后方文艺界，进入了“消沉的季节”： 如果就出版物来说，重庆只余原有的《抗战文艺》，《七月》，《文学月报》，《文艺月刊》等，及由上海移来的《文艺阵地》，在初春开始出版了第六卷第一期。从暮春到仲秋，书籍杂志都呈现了季候相反的冻结的状态。在整个的一年中仅《抗战文艺》出过两本，《七月》出过两本，《文学月报》出过三本，《文艺阵地》出过三本。因此普遍的发生着书荒，一直到一九四二年的春季，情形才逐渐的好转。② 1984年的修订本，增加了两个新内容。第一，详细描述了“江南事件”的影响，明确断言造成“冻结状态”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对抗日进步文艺运动的迫害。其次，增加了重庆文艺界从1942年后开始走向“逐步好转”，《文艺先锋》等先后创刊的情形。③无论初版本还是修订本，《中国抗战文艺史》列举的，自然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尽管不够准确。 但稍加分析，却有两点值得推敲。第一，文学刊物不能按期出版，并非“本来蓬蓬勃勃的气象”被1941年的“春江寒流冲散”之后，而是1939年下半年后普遍存在的事实。第二，上述刊物和书籍，尤其是文艺奖助金管理委员会《抗战文艺丛书》的出版困难，完全不能归咎于政治压迫。理由很简单：该会是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下设的官方组织，“由中央社会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赈济委员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各派代表一人组织之”④。1941年仅出两本的文协会刊《抗战文艺》，恰好从1940年3月开始，受到该委员会的资助。——此前的文协，亦是按月接受中宣部、政治部、教育部和社会部等官方机构补助的民众组织，一度被讥为“御用”团体。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