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北京的文学，一般喜欢从元代开始，那时候起就有了特别的传统，诗文与戏剧不乏杰作。数代以来的作家如关汉卿、曹雪芹、鲁迅诸人的形影，让人追忆者不仅有清词丽句，自然还有生命哲学与梦想。到了明代世风更迭，文人趋于多样，墨迹间文采流溢；清代又是一变，沉闷里也飞出几许思想的亮光，龚自珍、梁启超的奇文是开启新风的；时光流到五四，则完全是新的面影，文学的色调有了现代性的一面，格局很有气象了。此后是日寇入侵、国内战争，古城的文化在挣扎里存活，在灰暗里依然有了动人的艺术。直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的建立，一洗前尘，一个新的时期开始，知识阶层的状态已在另一个天地间了。 无数次的江山易代，文化自然改色，北京也由此没有一个固定的传统，所谓各领风骚几十年而已。作为生活的摹写者，作家的表达大多是有时代印记的。我们回望六十年来的北京，文学的世界给我们丰富的资料，人物林林总总，各类意象折射的思想的多面性也难以说清。这里牵涉到诸多非文学性的因素，社会变革与文化心理，都纠缠其间。现在了解半个多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北京的人文地图占了半壁江山。重要的文学作品、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思潮，都出现在这里。世界上大概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学，和首都的关系如此密切。这大概是文化的模式所决定的，其中的话题已超过了文学的域界，是自然的。 一九四九年的到来，许多文人并没有做好心理准备。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时候，文学的使命是旧文人难以承担的。在急剧转型的时期，知识界开始分化。从旧营垒来的与解放区来的人各自开始了自己的选择。五四传统与延安传统，左翼遗产与苏联诗文，在此重新组合着。北京文人的生活，直接影响着知识界，从这个变迁来看中国的文学史，不失为一个特别的角度。那些文字纠葛着政治生活和民间想象，许多并不成熟的作品因为有了无数读者的精神介入，获得了自身的价值。 海内外读书人对此的看法多样，臧否不一，那自然因了价值观的不同。我看这六十年间的文学，颇多感慨。较之民国的京派、京味及旧派的小说与诗文，审美的调子完全不同，生态也发生了变化。其一是作家不再是大学的学者为主，工农兵出身的增多。其二是革命的话语代替了个性主义的话语，思想是从马、列、毛、鲁那里来的。三是一度走向了偏执的路，多样性消失了，汉语进入了一个贫困的领域。四是出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复苏景观，表达理念开始向传统复归，一大批有影响的作家出现。此间，北京的作家群不断扩大，外来的文人增多，写作的音调多样起来，文坛的格局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以一个城市的文学面貌来述说历史，面临着对经验的耙梳的困难。国家意识、政党意识、工农兵意识、个体意识都在此间流动。到了网络文学的时代，精神的独语增加，许多规范都打破了。现代主义、后现代的骚动，成了一种新的存在。六十年间，我们目睹了精神的正反合的演变过程，经验与教训、光荣与遗憾，都渗透在精神的调色板里。 北京文学有自己特有的传统和文化符号吗？如果有，那么应当是什么呢？从一座城与一段历史考察文化的流脉，也能嗅出中国历史的气味。帝京的传统过渡到红色革命的语境，再到自上而下的模式下的现代化进程里，这座城市留下的真伪杂存的遗存，仅仅从审美的角度理解，似乎已不得要领。 在老一代文人的尺牍、日记里，我们依稀能够看出朝代更迭之际文化书写的双重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北京作家，还带着民国的遗绪，那时候一些文人的笔记与词章还有老白话的痕迹。北京文坛出现的是学者之文与作家之文的交织。前者以知堂、俞平伯、吴组缃、废名、冯至、林庚诸人的文章为代表，后者的数量更多，北京与非北京的作家都聚集于此，丁玲、老舍、赵树理、马烽等一批人都在其列。也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像叶圣陶、端木蕻良、汪曾祺等便是。那些人对变化的世界是欢迎或支持的，有的开始自我的转变过程。他们丰厚的阅历和学识，使其文章依然具有磁性，读之如沐春风。学者之文中，知堂、俞平伯、浦江清的文字老练冲淡，有厚重的历史感在。他们保留了对母语的眷恋，古文和白话文的优长都能见到。作家之文则尽力向大众化靠拢，文体也越发亲近了。叶圣陶来到北京始终不敢轻易下笔，原因是普通话的表达不够标准，曹禺则开始感到行文的困难，对新的环境不太适应了。倒是老舍的创作，把民俗的美和时代精神结合起来，有了《龙须沟》、《茶馆》那样的新作。不过五十年代的创作很快变得单一化，原因是对五四以来许多传统的清理。胡适批判导致了实验主义传统的终结；胡风批判则让鲁迅传统的个性精神变得模糊化了；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清理，直接导致知识分子书写的受挫，惟有老舍、赵树理的风格还能延续，但也必须从新的角度为之，整个写作的转型已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文坛上。 那时候另一类文体还保留着自己的温度，这便是学人文章，比如私人空间中的书话就是。余冠英的考据之文，唐弢、吕叔湘的短章，是儒雅的古风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夹着五四的余韵了。这些属于京派的传统，内容趋于革命的意象，而趣味难免有士大夫的痕迹。沈从文开始关注文物，吴组缃到古书里思考问题，徐旭生则跑到考古界去了。他们的写作日趋变得专业，只有小众才有知音。因为文字还没有被世风浸染，民国的智慧还是有的。和他们不同的是一些有革命倾向的青年，最活跃的是王蒙、刘绍棠、邓友梅、宗璞那一代。这些带着新生活的梦幻的作家，革命的激情和小布尔乔亚的理念都有，不像茅盾、叶圣陶这些人的谨慎，作品有着虎虎的生气。而郭小川的马雅可夫斯基式的激情，邵燕祥的普希金式的咏叹，深染着新时代的色泽，那么真地闪耀着。从老区走来的赵树理、阮章竞、张志民也写出了自己的心音。有着长期农村生活经历的李准、秦兆阳，各有新作问世。审美的走向和时代的要求并不都相左。这些人和象牙塔里的作家不同的是，语言多是大众化的，与知识分子的写作姿态迥异。知识分子的话语那时候只能在自我改造的旗帜下完成，大众化与革命化才是正确的方向。讴歌革命是一种时代的任务，而如何面对大众，只能由一些来自解放区的新人来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