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整日陶醉于对当下文学体制的声讨挞伐的欢谑中时，是不是也应该以清醒冷静的头脑对这种本末倒置的行为作出一定检讨。过分沉浸于破坏的快感不能自拔，本身也是一种极具危害性的破坏倾向，这不但会削弱批评的实际效力，更会侵蚀批评自身的生态稳定甚至存在的合法性。我们的文坛早已不是密不透风的铁板一块，许多非中心的声音的发出，即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健康的修正思路。循着这些作品，我们可以探寻文学体制乃至社会人心在完善过程中出现的微小裂隙，开拓我们的思想空间。劳马的小说正包含了这样一种机缘，站在一个“超然”的立场对世界进行审视，正是其作品的价值所在。以“边缘者”书写立场进行创作的劳马，其笔下大量的以“边缘者”姿态出现的傻子形象理应成为一个观察与思考的聚焦点。 一、笑的重启：恢复久已弱化的能力 无疑，劳马的小说是应当划入“幽默小说”的序列的，然而这类小说从来都饱受不公正待遇，比如为作家本人所钟爱的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历险记》和英国作家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这些作品长期以来被视为“儿童读物”，而其中鲜明的社会性、政治性、批判锋芒和文化意味却被视而不见。劳马对其鲜明的创作风格的坚守，使我们看到更正人们长久以来审美偏见的努力。 劳马小说对笑的传统① 的恢复，是通过“傻子”形象群的塑造而实现的。《求情》是一篇很别致的作品。全篇隐去对方（警察）的答语而以主人公独白的形式呈现，使小说显得高度凝练②；而将故事背景完全隐在主人公“一面之辞”的叙述过程中，也增加了小说的悬念。随着小说的推进，读者看到的只是主人公对“年轻人”所犯事端的略带苍白的辩解，直到最后读者才发现主人公与年轻人之间的父子关系。主人公的辩解因警察的刚正不阿而显得毫无意义，主人公的意图和表达之间的语义断裂（如“他并不是天天打我”、“不是他想饿死我”、“内脏一点问题也没有”等），“大词”的挪用及其与日常用语的混用（如“国家有多少大事等着他去办呢”、“亲戚朋友、街坊邻居会笑话死我”），这些手段共同生成了笑意的来源。劳马正是用这种多层次多角度的笑，帮助我们恢复被埋藏在潜意识深处的笑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劳马小说“笑点”的选择通常是语义和语法结构层面的冲突与不谐，而不是浅层次的能指层面的乖戾、扭曲、夸张和失误，这种笑是需要智慧和理性来破解的。反观一九九○年代甚嚣尘上的“无厘头”喜剧风格，比如被官方禁止发行的《Q版语文》，其间充满了简易的拼装和恶意的诋毁，这种快餐式的矫揉造作的笑声底下是内心的空白与虚无。已成为“无厘头”代表作品的周星驰的《大话西游》，虽然延续了其以往作品中对小人物艰辛命运的同情③，但一方面这类影片充斥着大量特写、定格镜头，实际上笑点仅停留在表象层面而没有深入；另一方面影片主人公往往是聪明人而非傻子，至尊宝就是个情场高手。如此设计与其拍摄手法是一致的，即“停留在表象”。由此观之，劳马的小说创作无疑是对日下不正常不健康的笑文化的强有力的反拨。 此外，从这些笑声中体会到的又不仅仅是“好笑”。仍以《求情》为例，官民冲突、邻里淡漠、青年成长尤其是亲子关系是潜伏在笑意下的社会问题的表现，在这些层面，笑意就由目的变成了手段，社会责任进入文本的意图核心。劳马认为“有一种笑叫严肃”④。劳马将“笑”的领域大大拓展，而不仅限于滑稽、幽默、讽刺等传统的界定。在这样的理论观照下，劳马小说呈现出不同意味的笑意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三笑》带有某种极端的色彩，主人公丁丑自道一生只有三次关于笑的回忆，第一次是见其父嗓卡鱼刺时的滑稽表现，第二次是老师踩瓜皮“滑了个仰面朝天”后脑“砸在一位女同学的膝盖上”，第三次是在追悼会上对领导所致悼词的误解。第一次活脱脱是一场喜剧，它有着喜剧的过程和喜剧的结尾；第二次则是带有悲剧色彩结尾的喜剧（女生膝盖粉碎性骨折，丁丑被退学）；第三次更加含混，事件和结局均是悲剧性的，笑点却近乎一场闹剧（丁丑对悼词中“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提出了“到底死了几个人”的疑问）。这种丰富性显示了劳马小说中“笑”的宽广内涵。另外，三次不同的笑体现出的对亲情、社会关系和政治的无知，可以深化为对亲情淡漠的揭发、对“师道尊严”的质疑和对政治敏感心理的疏离，从而反映出作者的独到思考。主人公丁丑一生只笑三次便成“老板”（老板着脸）的荒诞经历，恰恰也是对僵化的社会的极大不满与批判。而所有这些对于社会独到的体悟与洞察，全都是通过一个傻子的逻辑思维模式（亲人像小丑、老师被嘲笑、领导念错稿及一生会栽在“笑”上）呈现出来的，因此可以说傻子是劳马的写作意图的实际载体。 在劳马的所有小说中，有一篇很容易被忽视，但却非常重要，那就是《照相》。正如《叶生》之于《聊斋志异》，《照相》是劳马小说的节点所在，它在承担社会批判意图的同时，少见地传达着劳马全部小说的根本立意点。小说仍采取照相师一人独白的形式，反复引导大家笑出来，但费尽周折终究未果。这反映出作者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即大家已经丧失了笑的能力，不会笑，或者确切地说不会真诚地、健康地、积极地笑。同时，作者也对这种“不会笑”——社会现代化下的焦虑表现出了理解和同情。因此，劳马的小说中包含了残雪惯用的一些关键语：猜忌、冷漠、残忍、孤独、交流沟通之难、内心之阴暗，但劳马揭示这些的同时并没有止步于此：一方面他使用傻子角色令这种批判不那么冰冷而易于接受；另一方面他将批判的锋芒指向社会层面，避免了先锋小说的狭隘视域。由此，劳马小说中的“笑”获得了极大的感染力和战斗力，他在笑骂的同时帮助大家重建笑的世界观从而产生对社会更积极的推动作用。
